今年是默克、辉瑞等跨国制药巨头进入中国市场的第10个年头，而葛兰素史克、诺华、百时美施贵宝等公司在中国也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史。20多年间，外企老板们个个笑逐颜开，因为他们不断地从中国市场中挖掘出了一桶又一桶的金子，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不过，他们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没忘记将自己在本土沿袭多年的传统——企业捐赠、社会慈善等社会公益理念带入中国，向中国社会各界捐赠物品、资金。这些企业出版的纪念册、宣传册，也都无一例外、不厌其烦地将他们所做的社会公益活动逐年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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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然而，在对比了相关数据后，人们却不难发现，这些跨国制药巨头在华捐赠的数额与他们在华所获得的利润相比，与他们在全球和本土的捐赠相比，都显得比例太小，给人的感觉是太“小气”了。跨国制药巨头在华的捐赠真的是“小气”吗？他们为什么会变得“小气”？如何看待这种“小气”？记者走访了一些跨国制药巨头以及国内对此有研究的专家学者。

    “小气”的捐赠？

    1994年9月，辉瑞公司向辽西水灾地区捐赠了价值24万元人民币的药品；

    2000年7月，辉瑞公司向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了价值7.6万美元的药品；

    2003年6月，辉瑞公司向大连CDC捐赠了6万美元，用于大连市的20所小学的30000名学生开展乙肝预防宣传......

    《辉瑞十周年》的纪念小册子中写到：10年内辉瑞公司在华所参与的社会捐赠项目一共有29个，累积4600万元人民币，其中仅有5个项目共280万元是在公司涉足的药品、医疗服务等领域以外。换句话说，辉瑞公司10年间对中国社会公益捐赠中的94%同其产品、医疗服务相关，如1998年、1999年两年一共向卫生部捐赠1000万元用于高血压疾病的健康教育活动。在葛兰素史克、诺华、百时美施贵宝、默克等公司的相关材料中，记者也看到了类似的内容：葛兰素史克公司对中国公益事业的捐赠大部分用于其药品相关领域的健康教育活动、学术研究以及学科建设，小部分用来资助贫困儿童和抗震救灾。众所周知，葛兰素史克是世界生产流感疫苗的三大厂家之一，2002年他们为300个家庭捐赠1000支流感疫苗，2004年又与中华预防医学会合作，赞助实施中国疫苗接种普及活动。诺华公司的捐赠中，除了每年4月举办的“诺华公益日”活动和救助特殊儿童外，其余1.2亿元人民币几乎都用在其研制新药、药品等领域。

    最让人吃惊的还是，记者从一些跨国制药巨头的年度报告里发现，他们对中国公益事业的捐赠款项，在其全球的企业公民政策里，仅占有微不足道的份额。葛兰素史克公司2001年的年度报告说，2001年该公司一年内就拿出了税前利润的1.6%，即7200万英镑（折合10.8亿人民币）资助慈善事业。葛兰素史克进入中国市场的20年间，对中国公益事业的捐赠总共仅有3亿元人民币。而仅2003年这一年，葛兰素史克在中国及香港地区就有37亿英镑的销售总额，排名全球分公司的第三位。百时美施贵宝公司2001年对全球捐赠达到2.56亿美元（折合20多亿元人民币），可到目前为止的20多年间，其在中国的捐赠总额也只有2600万元人民币。

    “小气”的理由

    诺华公司相关人员否认了公司捐赠数目与在华经营额之间的联系。她说，决定捐赠数目的关键还在于中国是否具有他们感兴趣的问题。

    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媒体公关部肖伟群告诉记者，公司慈善款项的主要捐赠渠道集中在与医药相关的领域。除了从全球的不同国家中选择合作伙伴、关注该国的疾病状况外，还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号召——在最贫穷地区和某种疾病的高发区，开展一些具体项目的合作。此外，他们还资助像中华医学会这样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向其提供人员培训、资金援助等活动。这些捐赠项目，均由所在国的子公司根据该国情况上报给总部，总部再将所有的项目集中核查，最后拨款给最有价值的项目。因此，她说，慈善资金的分配只与项目内容有直接关系，而不存在国家之别。

    记者从百时美施贵宝（中国）公司的相关人士了解到，该公司每年的固定捐赠范围，包括医学研究、妇女儿童事业、医学教育、抗艾滋病等领域。与这些内容相关的项目，百时美施贵宝公司有一个长线的捐赠计划。施贵宝在全球的各个子公司如果发现有意义的项目，就可报送给总部审批，合格后即能实施，以此作为长线捐赠的补充。至于面对在中国20多年捐赠总计才2600万元人民币、2001年一年内该公司全球捐赠额就达到2.56亿美元（折合20多亿元人民币）两者的悬殊为何如此之大的问题，该相关人士并没有回答。

    捐赠的初级阶段

    如何看待跨国制药巨头在华捐赠的“小气”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告诉记者，企业慈善、企业捐赠等概念是20多年前国外企业最流行的口头禅，学术上将这些概念统称为企业公民政策，即指企业在社会中生活、利用社会的各种资源，为自己赚取利润，它同人一样有了社会属性，实质上等同一个公民。因此它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以回报于社会，并为自己获取良好的社会口碑。据她介绍，这些社会责任一般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企业要遵守本国各类法律法规；二是企业要保证其产品质量；三是企业要为推动社会发展做贡献。国外不少企业用这三个层次的要求督促自己做一个社会好公民。跨国公司一般也将这些理念带进投资国。因此，近年来中国的慈善捐赠会议上，常常出现跨国公司唱主角的现象。

    杨团说，第三层的责任是对企业好公民的最高要求，例如无私的支援贫困地区人民、用于社会改造等方面的内容。但是，并非任何一家企业都能达到这一层面的要求。现有不少企业利用第三层次最为圣洁的社会责任，为自己牟利、赚名气，如以捐赠的名义，将库存、过期的产品统统抛出去，把社会当作垃圾站。曾经有过一个公司给急需抗艾滋病的地区捐赠壮阳药，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捐赠委实令人哭笑不得。因此，她认为，评价一个企业的慈善捐赠是否真正为人类谋福利，不能用数额、市场价格等数据形式去表示。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应该具备这样五个条件：一是企业捐赠款项纳入到企业每年的财务预算中；二是有一定的组织，例如慈善基金、公关部等来管理这笔款项；三是企业捐赠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目标、定位；四是发动企业职工参与到企业慈善活动中去；五是重点项目必须放在社区。她反复强调说，企业捐赠项目是否进入社区至关重要，因为社区是21世纪以后人们最重要的精神和生活家园，企业要体现关爱人民、为社会发展做贡献的社会责任，只有对社区的捐赠才最能说明企业公民政策的无私、公利性。

    用以上五点去衡量几家跨国制药巨头的捐赠行为，可见他们的捐赠内容里没有涉及到援助社区这一条。杨团也遗憾地说，不少外国企业根本没将捐赠的关注点放在中国社区，他们选择的多数捐赠项目都是与自己产品相关的项目，这还属于慈善捐赠的最初级阶段。在捐赠传统发展了几十年的国家，企业的这种不单纯的捐赠现象已不多见了，不少企业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与自己行业不相干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

    如何让企业“大方”起来

    知名公司的外国总部都有一套非常科学、严谨的社会慈善捐赠体系。据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笑宇介绍，成熟的外国企业都会从利润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慈善捐赠基金，由专门部门对每一个捐赠项目进行评估、调查、预测其能产生的最大社会影响力，而决定如何实施。因此，设立社会慈善基金已经逐步演变成企业的一项战略目标，这是企业财政预算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也将之看作其不可缺少的内动因素。

    但这些有着“企业公民”传统的外资企业，为何进入中国市场后，就对自己的“战略目标”改弦易辙？杨团的课题组在对上海地区企业捐赠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外商投资（包括合作）企业没有对社会捐赠的比例高于内资企业，外商投资（包括合作）企业认为捐赠“没有必要”的比例也高于内资企业。

    张笑宇和杨团都认为，外国企业对中国公益事业捐赠数额比其本土的捐赠数额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捐赠数额的差额过大，不能不说明一些问题。他们分析到，中国传统文化把慈善看作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如“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完全可以由自己选择是否行善。国外的社会氛围则已形成这样一种理念，慈善是企业对社会的一种责任，企业和个人作为社会一员，有义务以慈善来回报社会。而外企在中国大区的管理者多数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让他们并不太在意企业公民政策这方面的内容。他们甚至还会有这种想法，向总部汇报捐赠项目，怕别人会认为是向总部伸手要钱，因此，担心企业参与捐赠太多会得罪外方，不愿意“节外生枝”。此外，中国的一些政府部门提出了许多外方预算范围外的慈善赞助活动，这与外方已经有的一套严格的慈善捐赠制度化章程相抵触，也引起他们的反感，认为没有必要通过捐赠向政府再缴税了。

    而文化传统的培育、捐赠氛围的营造，最需要的还要靠具体、明晰的慈善捐赠方面一系列的导向性法规。据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介绍，发达国家之所以有良好的社会捐赠氛围，一方面有赖其国民的慈善公益意识和道德水准，另一方面依赖其完善的政策法规。其中，他们最有效的扶持政策，即是通过税收制度，对慈善公益捐赠减免税收。开征遗产税、所得税、赠与税，乃至特别消费税等款项时，对慈善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者都有税收照顾和优惠。因此，他认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氛围的培养最重要的是要国家通过税收杠杆的倾斜，鼓励大家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尽管2001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对公益、救济性捐赠的优惠政策做出了明确规定，但至今还没有很好地落实。所以，政府有关部门要尽快完善和真正落实慈善事业的税收政策，用以激发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

    张笑宇也提到，国外政府对企业的慈善捐赠导向，形成了捐赠的社会氛围，没有一家企业不建立一套完善的慈善体系。如果一个企业不参与到社会慈善活动中，不仅失去了社会地位，也丢失了企业形象。迫于压力，这个企业也不得不参与社会捐赠。而目前中国的现状是，慈善捐赠没有政策约束，没有社会氛围和激励机制，不少跨国公司就乘机钻了我国政策缺陷的空子，他们不会去努力寻找新的捐赠项目，也不关注中国的国计民生。他告诉记者，国外在颁发药品、烟酒等特许经营证书的时候，明确要求经营者必须承担一定的捐赠项目，通过政策约束企业必须依法捐赠，“人叫人干人不干，政策叫人干人必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