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外交：构筑相互依赖的安全机制

　　作者：杨磊能源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和国家安全问题

　　主持人：2004年春节后，胡锦涛主席的非洲之行中，最为外界关注的是石油外交议题，因为加蓬、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无一不是石油输出国。更早前，胡锦涛在出任国家主席后即先后出访俄罗斯、中亚及澳洲，能源合作始终是日程表上的重要内容。7月17日，“博鳌亚洲能源论坛”在伊朗召开，可以说是中国展开“能源外交”的最新尝试。一系列事件表明，中 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频率与力度进行石油外交活动；外界评价，“中国寻求能源利益与外交政策最佳结合点”的新趋势非常值得关注。请问，中国积极开展“能源外交”的背景是什么？这种转变的意义何在？

　　杨元华：首先，当前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影响到世界能源的安全，能源已成为中国和全球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第二，能源约束度首次超过了资金约束度，目前世界各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能源经济不稳，使投资者不愿意大量投资，从而影响到生产。第三，石油问题不仅仅是能源问题，国际金融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到石油供给和流通的稳定。第四，世界安全中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存在，也严重影响或制约着能源的安全。由于受到国际霸权主义争夺的影响，石油安全问题更加引起全球的关注。

　　杨光：中国自从摘了“贫油”的帽子后，石油一直自给自足。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这一现状发生了根本变化：市场上石油供不应求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其市场需求增长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专家们的预期。去年，我国石油进口达9112万吨，进口额198亿美元，均创下历史纪录。我认为，石油从国内问题变为国际问题，是因国内石油供求形势发生了转变。

　　韩晓平：能源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内问题，人们对能源的认识，在经过石油危机后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国内资源状况和国际形势的改变，使中国人的能源观也发生了根本改变。我们现在所展开的“能源外交”正是这种变化的体现。

　　主持人：能源外交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而对于很多石油输出国和输入国来说，通过外交手段保障能源利益是一个经常性的工作，请问，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国际社会学到哪些经验呢？现阶段我国能源外交的出发点和特点是什么呢？

　　杨光：西方国家在石油严重依赖进口时，外交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第一是反卡特尔的石油外交，主要采用多边外交的形式，其标志是1974年国际能源机构的成立。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成立了国际能源机构，并设计了一个“国际能源计划”，包括长期和短期的能源计划，有能源储备、能源多元化、环境保护等问题的一整套措施，这是针对欧佩克的，目的是削弱欧佩克。第二是构建“相互依赖”关系，这个关系的构建使一国在依赖对方的同时不脆弱，一国在损害别国利益时，实质也是在损害本国的利益。这要通过贸易、投资、资金吸引形式来构建这种依赖关系。第三是消除地区冲突隐患，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没有一次石油危机是由于资源不够用而引起的。怎样遏制地区冲突、实现石油供给稳定，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后，有关国家对解决巴以冲突这么上心？有专家曾提出，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实际上面临一个“美国难题”：美国既要支持以色列，又要依靠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怎么处理？美国于是做中间人，使他们和解，这样就保证了美国两方面的利益。

　　主持人：从外部环境看，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着复杂的形势。比如说，我国所处的亚太地区是当前世界上石油需求增长最旺盛而资源量又严重不足的地区，对石油供应量和价格波动极为敏感，互相处于竞争态势。而未来主要的能源进口又依赖局势动荡的中东地区，从海外进口石油需要保证漫长的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加上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使得中国的能源外交从一开始似乎就面临着种种困难。

　　杨光：首先我们所谈的能源威胁，一个是供应中断，一个是价格暴涨。中国50％的石油从中东来，运输的便捷使中国的石油供应较为依赖中东，而中东又最容易出事。即便不打仗而是其他因素引起价格上涨，也会波及能源的安全问题。再来看看俄罗斯，在“安大线”、“安纳线”没有成功后，俄罗斯又提出了一个“泰纳线”，这说明俄罗斯也是基于其国家利益来实施其能源外交的，有明确的经济利益、环保利益考虑。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也很微妙，日本也依赖中东和俄罗斯石油，中国和日本在能源方面的共同利益还是很多的，双方又都有一定的实力，在一些项目上应该开展合作。

　　杨元华：我认为在能源问题上，国家利益必须和国际利益融合在一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如果单纯维护国家利益，能源安全是不能得到保证的。我们要反思在能源外交上的经验教训，然后制定出新的能源外交政策。不仅要注意能源生产国，还要注意能源消费国，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去考虑。中国企业的“能商”有多高

　　主持人：7月17日～19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博鳌亚洲能源论坛，中方派出了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率领的50余人代表团赴伊。据说，三大石油企业在去伊朗时都有项目要研讨。而在年初，国家主席胡锦涛对非洲三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分别同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有关合作文件，涉及勘探、开发、老油田改造管道和炼油厂建设等多方面。那么我国企业在能源外交中，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它们的举动对能源外交有没有影响？

　　杨光：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支持能源企业到国外去发展，是发达国家政府能源外交的一部分。美国支持能源企业走出去，有三个部门起着核心作用：一个是美国能源部，代表政府跟资源国政府谈判，为企业走出去建立一个框架；第二个重要机构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个机构是政府援助机构，代表政府对发展中国家开展援助；第三个机构是海外私人投资协会，专门为到高政治风险地区投资的美国公司提供政治担保。美国能在很多高风险的国家毫无顾忌地投资，开发当地资源，跟这“三驾马车”提供的支持关系非常大，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为我们石油企业走出去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

　　杨元华：现在我们出去开采油田，人家说你们是国有企业，不让你投资。所以我们不能只依靠国有企业，应该逐步地培养民间的企业。民间企业走出去，信任度会更高，只要政府提供担保就可以了，让它们自己出去闯。

　　主持人：现在三大公司走出去，宣传起来都是遍地开花，但是据我了解，三大公司走出去，我们实际上是拾遗补缺去了。强势的地方，有潜力的地方，中国还很难插足﹖

　　韩晓平：中国企业被从里海挤出来主要因为不是民营企业，是国有企业。中国要化解这个矛盾，必须扶植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要走出去，首先要在国内站住脚，否则在国外没法做，因为石油技术是高度集中的，你没有技术人才的话，在国外没法做这个事情。

　　杨光：在现阶段，中国能够利用自己的优势，利用市场上出现的微小机会切入，已经是很难得的第一步。而迈出了这一步之后，对于培养中国企业在国外石油市场上的竞争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迈不出第一步，连经验都没有。

　　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我的看法还是积极的，下一步能不能拿到大的项目不好说，也不是没有机会。比如说沙特的机会就不错。现在沙特上游领域不开放，下游你可以做，但是它现在上游开放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搞好石油外交，一旦它开放，也不是没有机会。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主持人：有专家指出，影响中国石油安全的因素主要包括三方面：一、石油供给存在暂时短缺的可能，石油进口依存度不断增大；二、国际石油价格可能出现较大波动，导致我国ＧＤＰ增速降低；三、我国缺乏石油安全应对体系，石油企业的国际经营经验不足。如何看待这些影响因素？各位对加强我国的石油安全，有什么见解？

　　杨光：西方国家解决石油问题，主要靠“安全地依赖”。不要因为依赖而使自己变得脆弱。应该做到既依赖，命运又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到“安全依赖”。我们不仅要跟生产国搞好关系，同时要跟消费国搞好关系。在能源战略上，观念更新最为重要。如：看待恐怖主义要站到战略的高度，站到国际安全、全球安全的角度来思考，不可以简单地随波逐流。

　　杨元华：我们认为能源安全问题主要靠市场，政府不要过度介入，要保证市场运转，必须要有约束机制、协调机制、透明机制，要有充分的机制来保证市场的运转。比如我们的油都是现货市场，价格损失很大；而要搞期货市场，还可以预测市场未来的走向，减少我们的损失，调整我们的能源战略。但是我们都没有，现在国际上都在搞。建立期货市场，建立战略石油储备，我们应该放到紧迫的位置上来加强，而不是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需要有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主持人：在国际石油市场如此动荡的情况下，我国应该如何加强自己的能源安全﹖如何通过外交手段来建立“长期的依赖关系”？

　　杨光：比如说相互投资，我们关心的是石油进口安全问题，石油输出国关心的是出口安全问题，他们至少在15年之内面临的是一种激烈的竞争状态，不仅是欧佩克内部，而且大量的来自于非欧佩克成员国，也就是独立生产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沙特、科威特、伊朗、阿联酋就开始推行争取市场份额的战略，通过在下游领域投资，确保石油出口。具体地说就是在主要的石油市场投资兴建炼油厂、网点、运输储备设施，以此为条件，让这个市场只进口他们的原油。如果说我们把大量的沙特投资引到中国来，建炼油厂，改造我们的炼油厂，建运输系统和战略储备，同时进口沙特的石油，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依赖关系就得到了加强。沙特不能中断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因为市场有保障，而且我国是很有潜力的市场，我国的石油安全问题也解决了，这就解决了双方的进出口安全问题，这是两个国家石油安全问题的战略结合点，在这种结合点上多做文章，相互依赖关系就可以建立起来。

　　再看看西方的做法。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沙特专门开放国库券市场，一方面石油美元回流，一方面把钱控制在自己手里。日本80年代中期专门向石油输出国开放日元债券市场，把大量的石油美元控制在日本手里。这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援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日本通过大量的援助给石油输出国，使其对日本产生依赖，在石油政策上就要对日本让步。这种形式很多，在外交上相互支持，都是建立相互依赖关系的手段。

　　韩晓平：在能源外交问题上，还有个“能商”的问题。我们的领导人应该有能源知识，能源观念。针对现在有问题找不到人的情况，我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能源部。还有一点，国际能源署一直都在用可再生资源来威胁石油输出国，你要油价太高我就去研究可再生资源，你再涨价我们就不要了。我国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建立能源环境税收机制。你如果用那种污染大的能源，我就加你的税；你用清洁能源啊，我就减你的税；你用可再生能源，我就把这边收的钱去补你那边。

　　杨元华：我认为能源外交不仅仅是石油，还有一个天然气，还有一个可再生资源，能源外交的内涵要宽一点。将来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多，而石油、煤炭的比重越来越低，我们要根据这样一个趋势来制定我们的能源外交政策。

　　杨光：南非的液化煤技术全世界领先，怎么造成的？国际社会制裁造成的，没人给它石油，它就拼命研究如何把煤炭资源液化，只有煤炭液化了，才能完全取代石油，哪都能用，它现在的成本相当于40美元一桶，如果原油价格到40美元，南非就可以利用煤炭液化来赚钱。我国有的是煤，通过外交学习先进的经验，有助于我们用先进方式开发液化煤这种“新能源”。替代能源，一是煤炭液化和气化，一方面是核能的发展。安全的问题总是能通过技术解决的。只要石油价格涨上去了，这些替代能源的研究就会加快，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石油还是替代能源，我们都不应对人类的能源供应过于悲观。要相信技术，相信科技，这真的是第一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