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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温州人确有马格里布商人的影子。温州的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家族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使温州的企业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社会网络。辛向阳／文
最近一直在接触关于温州的事情：5月底，参加了一个硕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其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温州模式的经济社会网络分析》；6月底，仔细阅读了《经济管理文摘》刊登的一组文章，题目是《温州故事》；7月初，看到了《中华工商时报》刊载的《今日温州再
寻突破口》的文章。很多学者在激烈地争论着温州模式的明天：是在挽歌中落幕，还是在中天后再起？温州不仅有故事，而且故事的确有戏剧性。
为什么说温州模式存在着衰落的趋势呢？有的学者使用了格雷夫历史制度分析的方法，从中发现了温州人的影子。格雷夫以此方法研究了10－14世纪地中海地区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的交易方式，指出了交易方式对于其未来的决定性影响。马格里布商人是信奉集体主义的穆斯林移民，他们形成了一种有利于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封闭联盟，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联盟成员只选择内部人作为贸易代理人。这是一种完全人格化的交易机制，一旦某个代理人出现欺诈行为，整个联盟就会对其做出集体的、永久的、彻底的惩罚。格雷夫把它称之为“多边声誉机制”和“多边惩罚机制”。与马格里布商人不同，热那亚商人信奉的则是新教拉丁地区的个人主义。他们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不排斥在非热那亚人中雇用代理人，他们通过创立类似法庭组织的仲裁机构，来保证跨时空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合约的有效执行，这是一种“双边声誉机制”和“双边惩罚机制”。这种机制有利于贸易的扩张和效率的提高。
应该说，温州人确有马格里布商人的影子。温州的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家族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使温州的企业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社会网络。这种网络使企业在进行远距离贸易往来时采取“特殊主义”原则，温州商人在与供应商、分销商、债权人甚至股东和消费者打交道时，其行为准则不是以事为主的“普遍主义”，而是见人见事的“特殊主义”。如果是与陌生人做生意，十分谨慎，生怕吃亏；假若是与自己人做生意，则放心大胆，合约条款双方心知肚明即可，甚至不用订立规范的合同。这降低了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培育了企业的互信度，使温州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也就是说，温州模式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规范和规则，这种规范体系迄今为止激发了民间力量，促进了温州的大发展。问题的关键是：马格里布商人能否蜕变为热那亚商人？马格里布商人由于其交易方式和外部环境的制约，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温州商人会不会转变成为热那亚商人呢？也就是说温州模式的未来取决于它所形成的社会规范能不能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规范相对接。如果能够对接，那它的未来不可限量，否则可能真的会日落西山。
一个地区和一个经济体所形成的社会规范的“演进”方向和“衍生”趋势决定着这个地区和经济体的命运。英国一位叫沃尔姆斯利的学者在1932年出版过一本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提到了英国约克郡海岸边上的一个小渔村的故事：每次暴风雨后，总是有一些木材漂流到海岸上，因此，每次大风暴后，村民们就争先恐后到海岸边去拾木材。多少年来，他们都遵循这种“先到先得”的习俗，拾到木材的人把木材堆到海岸边的高处，并在上面压上两块石头，表示这是“有主之物”。他可以把这堆木头堆放在海岸边两天。两天之内，别的村民都尊重这一点事实上的“产权”，但只维持两天。两天后，他的这种事实上的产权就消失了。每一个村民都自觉地遵守这一产权，并且遵守得非常自然。这一点规则是自发形成和维护的，其成本比较低，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产权维护期只有两天，时间太短，产权的安全性不高；二是不可复制，只能在这一村庄中遵守，不具有普遍性。
在我看来，温州模式中的规则具有上述特点。这种规则是“内卷的”，它无法向外延伸。这种“内卷化”的规则和规范造成三个问题：远距离的、与陌生人的交易不能够顺畅地实现；制度创新的动力不够。由于人们普遍信守规范，对于各种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缺乏推动力；与现代市场经济倡导的公平与开放的规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层线。克服了这三个问题，温州模式的发展还有着广阔的空间，否则就可能日薄西山。其实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也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希望温州再领先一步。作者为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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