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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林林
据媒体报道，上海警方近日侦破了一起“红包讹诈案”：从今年5月底到6月下旬，上海一些医院的主治医生陆续收到了内容大同小异的“患者家属”来信。来信者自称，曾给医生送过红包，如今正在整顿行风，想要讨回红包。他要求医生把800元或1000元打入他的银行卡，否则就让对方身败名裂。警方几经排查，日前将犯罪嫌疑人李淼州抓获。
报道中有两个数字值得一提：一是，在华东医院、第一人民医院、静安区中心医院等，“共有33名医生收到了39封讹诈信”；二是，截止东窗事发，犯罪嫌疑人李某已“陆续收进了八九千元”。
讹诈者，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被敲诈者居然如此容易“上当”，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如果对收信者与“上当”人数作一个简单的比例运算，得出的结论是：大约有1/3的主治医生，乖乖地将钱打到了李某指定的账户上。也就是说，这些主治医生当初肯定收过病人的红包，正因为害怕“身败名裂”，只能被迫就范。那么，还有没有正在商量“对策”，或是胆子大一点、不为讹诈所动的“红包医生”呢？笔者推测，肯定是有的。
报道中，还有一个细节同样不容忽视。李某系福建安溪人，对上海一无所知。事先，他在老家上网，搜索到了上海一批医院的地址和主治医生的名字，然后“按图索骥”，炮制、寄发讹诈信。换言之，李某是在没有任何依据的前提下，开始他的犯罪活动的。由此不难看出，在高职级医生中，医德低下、惟利是图者已不在少数———能在网上为所在医院“装点门面”的主治医生，职称至少在副主任医师以上。非常不幸的是，在这场类似于“任意抽样”的博奕中，竟有那么多教授或副教授级大夫被这个来自外地的“乡巴佬”吓得半死，深恐得罪了“患者家属”。试想，连大批堪称医界精英的主治医生尚且收受红包，那其他医护人员又当如何？
自卫生系统整顿行风以来，各地医院都在采取措施，禁收红包。见报、上镜率最高的措施是，让医护人员签订拒收红包的承诺书。有两三个省的卫生厅还硬性规定，医生收受红包2000元，将被辞退。这些治理措施当然都不错。但时至今日，好像还没有看到哪家医院由教授、主治医生联名发起“拒收红包”活动的新闻。不知是这些年岁偏大、高职称大夫情所不愿，还是他们自认“清白”，实无必要“有辱斯文”？
上海“红包讹诈案”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主治医生们大多担任着医院主任、副院长之类行政职务，他们掌握的医疗权力比一般医生大得多。在权力失去监督的情况下，滋生腐败的几率也就更大。所以，我认为，整顿医风医德，禁绝红包，应该先从具有高级职称的主治医生抓起。
《市场报》 (2004年07月23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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