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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视线而言，关于青岛大量遗存着的德国殖民者建造的百年历史建筑，以前单篇的文章和成册的出版物好像多热衷谈论掌故。于是，不多见的考察文化渊源的不经意之中，系统地扯出体制、司法、军事、政治、经济以及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就令人瞩目了。在这个意义上，最近出版的《青岛：老房子的记忆》是一种历史写作的尝试，也是一种“自己注释历史的突破。
对于我们来说，历史乃是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我们谙熟的，而且也是我们生活过来的。在今天，倘若我们不想把自己消失在虚无迷惘之乡，而是要为记忆争得一席清醒和合乎道义的地位，那么，这种对历史的回忆，实质便就构成了我们生存自身的一种基本成分。这正如曾经与青岛发生了一些情感联系的沈从文所言：“这些东西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地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所应有的一切努力。
我相信，李明最近出版的《青岛：老房子的记忆》，便是在这种历史的回忆之中形成的。在一幢幢人们或熟悉或陌生的老房子的叙述中，作者扣紧相关史事，冷静道出原委和一个个看似没有关联的人物与事件，发现其中以建筑为媒介的历史变迁轨迹，也映照出城市和个人的历史境遇。如在风云变换的《大清国胶海关》里，作者用了接近四分之三的篇幅，讲述了一个非典型的中国海关在20世纪前15年的发展史；在《警察公署和地方法庭》一节的结尾处，作者则写道：“1937年12月27日，日本军队迫近青岛，政府及警察局不战而散。万国商会招募滞留未逃的380名警察，组成自警团，协助维持战时秩序。寥寥数语，道出了青岛第二次沦陷时黑黝黝的城市危难情景；而在留着长发的东北作家端木蕻良的眼里，从1937年8月开始的这种危情则更具有了细节的渲染：突然电灯完全灭了，许多人跑着。端木说忽然人像潮水般退下来，我仔细一听，没有枪声，也没有什么响动，只是人向北跑。“广播止了，铺子都忙着关门，熄电灯，一霎时街都空了。历史，在这里通过这一幢幢老房子的连接，通过大量的文献的记录
和端木们的亲历填充，再通过李明的谨慎甄别、组织、勾画和记述，立刻就变得清晰和可触摸了。
对于青岛的城市文化，大多数人津津乐道于这里“有着丰厚历史文化积淀的说法，但《青岛：老房子的记忆》的作者却是清醒的。他没有简单地作出迎和结论，而是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试探着自己寻找微弱的光亮。在被认为“极富戏剧性的发生了功能转变的《俾斯麦兵营》里，就1930年9月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和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梁实秋、洪深、老舍们的到来，李明写道：“这是青岛大学最为辉煌的人文鼎盛时期，大批文人学者客居青岛，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季节性假日文学风景。但是，在随后的叙述中，作者并没有被这种非连续性的表面的“文学风景所诱惑，而是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对青岛，“沈从文自己却仅仅是一个擦身而去的过客，1933年，“杨振声辞去了国立山东大学的校长之职，到北平去了。不久，杨来信邀沈从文，于是，学期结束后，沈便立即打点行装，离开了；而“这个后来被认为是洪深故居的建筑，在其存在的100年中间，与洪深的联系极短。
问题好像还不仅止于此，作者进一步阐述说：“人与城市的关系，好多时候是不能用时间丈量的：对闻一多而言，青岛应仅仅是其暂时的一个栖身之所，但对青岛来说，这却是一份挥之不去的永久记忆。然而，在20世纪第三个10年刚刚开始的时候，青岛这个吸引了众多访问者的摩登城市，却同样也没有对一个年轻诗人的到来表示出一丁点惊讶。这样的情形，令人不免对其中的变化心生感慨。在《挪威王国领事馆》中，作者又说：“这位作家（老舍）在这个城市的客居故事，已时常成为这里的地方史学研究人士和作家们在饭后茶余，最乐于提及的文化事件，只可惜，当年却很少有人这么看。否则，后人也就不用费好大的气力去找先生的故居了。
作者李明认定“这本关于青岛老房子的解读大约该算是件出力不讨好的事。因为，“当我们已经走完这个饱经沧桑的世纪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我们对业已逝去了的100年中间的许多迷津其实并没有真正破解。我们不知道，在下一个100年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后人是否还会经历同样的尴尬。其实，我相信这种尴尬会永远存在的，因为，不可能有一部史书会真正“如实地表现已经过去了的历史，存在的，只能是对历史的个人感悟和解释。（23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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