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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报记者 黄蕾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掀起了当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非农化”转移浪潮，农民工外出打工已是大势所趋。然而，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民工也面临着职业角色转型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职业安全与健康问题。
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是一个关注农民工健康安全的非赢利组织。作为该中心首席统筹，李涛感慨颇深，“我已经做了10年农民工的研究工作，并深入广东和重庆等地进行过实地考察。在一系列的考察之后，我们发现很多农民工在发生工伤事故后，多数都是以私了的形式来解决，而没有选择用法律的形式保护自己。”
“他们之所以选择私了，不是不懂法律，而是他们经过成本核算后的‘慎重考虑’。因为他们深知，如果按照正常司法程序走，从成本和精力来说将远远大于他所得到的收益，所以他们只能向‘私了’妥协。”
李涛对于在重庆调查的一段经历心酸不已，“有些农民工毫不避讳地告诉我，有些企业主直接告诉他们，如果选择打官司就是拖死他们，聪明的就应该私下解决。”
从企业主口中的“拖”字，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险法规的弊端。
李涛表示，企业主之所以如此忽视农民工社保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出台相应的刚性法规。“这几年，国家和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了很多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险的法规，并声明如果企业不实行将给予何种处罚。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仍在存在偷保漏保的情况，因为他们知道，执法部门对其进行的处罚，企业主是完全可以承受的。这些法规似乎对他们来说没有一点威慑力，并没有让他们感受到因不上保险所承担的风险性。”
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每个农民工因工死亡获得的补偿平均是5万元左右，而在国外，如果工厂工人因为工伤导致死亡，工厂方面又没有替其购买工伤保险，再加上工厂安全生产保障措施不够，企业面临的将不仅仅是破产的危机，其承受的风险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在呼吁加强地方部门执法力度之时，我们首先应该明确执法主体。”李涛告诉记者，“现在，职业病、工伤问题由三个部门在管：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劳动保障部和卫生部，这样也就出现了不少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放手让一个部门来管。”
近几年，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险的法规出台了不少，但是贯彻实施的效率却并不高。除了要求执法部门加强执法力度以外，还需要农民工本身来监督。
但是农民工本身由于文化和背景等限制，而不能站出来替自己说话，这时候他们就需要一个“代言人”，这时候一些民间组织应运而生。民间组织的作用就是，代表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替他们说话，帮他们维权。
7月18、19日，“首届全国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农民工代表等一致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维护农民工安全和健康的长效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监管监督，加大对违规企业的惩处力度。而在这次会议中，民间组织就是扮演了组织化平台的角色。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7月21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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