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良心与私人产品：经济学家能否兼得？

　　作者：杨磊

　　编者按

　　最近，接连不断的公司丑闻让部分经济学家的双重身份受到空前质疑：一方面，他们是著书立说的学者，发表的真知灼见往往被看做“公共良心”的代表；另一方面，由于学有 专长，他们又往往在企业中身兼数职，提供的“私人产品”让他们获利不菲。企业兼职会降低经济学家发表学术观点时的“公共良心”吗？经济学家大量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是“学商勾结”吗？“学商式”经济学家的出现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还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请看本期专题。经济学家公共良心缺失了吗？

　　主持人：最近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受质疑的现象比较集中，如早前魏杰教授因为“德隆事件”而受到上交所的公开批评，之后由于辞去独立董事又被部分媒体指责为开脱责任；张维迎教授因为主张电信业开放竞争，同时又担任中国网通的独董，所以被部分媒体指责为代表公司利益发表学术观点。上述种种现象引起了外界对经济学家公共良心的拷问，那么，经济学家的公共良心正在缺失吗？

　　魏杰：自从我辞去新疆屯河、长丰汽车和南京医药等三家公司的独董职务后，有个别媒体报道我是“开溜董事”，竟然怀疑我与背后的利益集团有关系。我感觉到外界对经济学家的有些言论是一种人格上的打击，已经超出了学术范围。

　　目前，我除了辞去所有“独董”职务之外，还辞掉了所有与企业有关联的职务，包括企业顾问，企业咨询等，彻底回到校园教书、做学问。退出市场的原因就是为了证明经济学家公共良心的存在，而不是像个别媒体揣测的那样，认为我做独董是为了私利，是代表利益集团说话。否则，即使这次大讨论过去，只要第三方监督制度还未建立，我随时会重新接受一次质疑。

　　另外，对于张维迎教授受到的质疑，我也认为是不公正的。他一贯主张电信业放开竞争，如果因为他是中国网通的独董，就认为他的这种观点是为中国网通利益说话，这是不负责任的。

　　赵晓：我们暂且不讨论在相关公司治理事件中，独董是不是应该受到遣责。至少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能证明有相当比例的经济学家与利益集团勾结，所以我认为这是个“伪问题”，造成了本次大讨论超过了经济学家的学术范围，而涉及到个人道德层面上来了。

　　近期对经济学家的“口水围攻”中，有一些非理性成分掺杂其中。经济学家是人不是神，已经从过去计划经济中的神坛上走向高效率的市场经济中，成为单个的利益主体。但是现在外界部分人仍然没有转变观念，对经济学家期望值局限在传统的价值判断上。一旦出现针对个别经济学家的负面报道，就以偏概全，认为别的经济学家也有问题。

　　主持人：判断经济学家的公共良心缺失有没有一个客观标准？

　　郎咸平：国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我认为有两个标准可供参考，一是经济学家发表的某一个观点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经过充分的调研；二是经济学家的言行是否损伤了公众的利益，就是说你的公共良心要建立在学术良心之上。

　　如果一个在大企业任独董的经济学家发表的观点，经过充分的调研，用数字说话，具有科学性，即使与背后的利益集团观点相符合，我仍然认为这位经济学家是有学术良心和公共良心的。但很可惜的是，现阶段中国部分经济学家的言论并不符合上述标准，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失去公共良心，随之而来的就是“学商勾结”现象。部分经济学家打着公共良心的旗号为利益集团做文章，不顾多数公众的利益，这应该值得人们去深思。经济学家“私人产品”的尴尬

　　主持人：看来，从不同角度可以得出经济学家公共良心是否缺失的不同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学者的商业行为还真不少。有人认为是经济学家这种商业行为损害了他们的公共良心和学术声誉，是这样吗？

　　魏杰：经济学家也是人，要买房子，要供子女上学等等。教书育人做研究是经济学家应尽的责任，通过这些我们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但对企业制度研究比较多的教授，经常会被企业邀请为他们做管理咨询和战略梳理，不可避免地要为企业提供私人产品，这是一种商业行为。

　　外界往往把经济学家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混为一谈，一谈及经济学家的公共产品就马上联想到是不是为了谋私利。我这次之所以选择退出以前所有的私人产品领域，是因为外界对我有误解，没有第三方监管标准衡量，我也说不清，只有一退了之，以此证明我的清白。我希望以我的退出和利益的受损，来换回第三方监管制度和标准的建立，来保护其他经济学家。

　　赵晓：经济学家提供私人产品其实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以前是“官本位”，所以出现注解式的经济学家；现在正在变为“商本位”，出现“学商”式的经济学家并不奇怪。我认为，如果所有经济学家都退出私人产品领域，反倒是一种社会的倒退。

　　当然，亚当·斯密说过，“人是具有自利性的”，作为经济学家更具有这种“自利性”，特别是现阶段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没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的情况下。但是，无论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都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从宏观角度来讲，经济学家的公共产品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微观角度来讲，经济学家的私人产品为企业的改革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主持人：在国外，经济学家的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有冲突吗？

　　郎咸平：提供私人产品的经济学家在国外是很普遍的，包括一些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公司制下的经济学家，外界把这些公司制经济学家的行为称之为私人学术产品，并非公共产品，两者划分得很清楚。

　　在外界眼中，这些经济学家的首要身份是一家投行的雇员，背后总是代表这家投行利益的，所以人们可以理解他的一些行为。但有一点很关键，这些公司制经济学家提供的私人产品必须是经过充分调研的，具有科学性和严谨性，有起码的学术良心，这样市场才会相信和尊重你。如果你做出的判断和言论总是与市场背道而驰，伤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那么这样的经济学家在市场中将被淘汰，他的私人产品领域将会越来越少，甚至影响他整个学术声誉，而不能在业界立足。第三方监督必不可少

　　主持人：经济学家的公共良心缺失大讨论仍在沸沸扬扬地进行，但是我感觉，诚如赵晓先生所说，有一些非理性的成分存在。业界有良知的经济学人关注的是，大讨论之后，应该形成什么样的标准和制度，激励经济学家更好地为经济发展和企业进步发挥应有的作用？

　　魏杰：应该建立第三方监督和管理制度。经济学家所提供私人产品要有规可行，有章可依，不能再这样混乱下去了。比如独董制度，目前国内独董多是学者兼职，经济学家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每一项议案进行深入的调研。我的建议是国内独董应该职业化，使它真正成为一项职业化的工作。例如建立全国性的独董协会，建立完善的独董奖罚机制。有了这些制度体系后，独董的权责利才会统一。如果这种制度建立完善后，我会重新考虑回到独董职位上的。

　　赵晓：维护这个市场的一个办法就是保证市场信息的透明度，形成一个价值判断体系。把经济学家的私人产品放在公众的耳目下，接受市场的检验。一个经济学家可以说错一句话，但他的公共良心不能多次被质疑，否则将被游戏规则所否定。

　　郎咸平：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区分一个经济学家的私人产品是否代表利益集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可循。我的感觉是，最重要的监督并不来自于官方机构，而是来自于媒体的舆论监督，媒体要坚决地参与到经济学家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市场的建设上来。对发现的问题要大胆披露，这样才能使公众和企业了解经济学家公共良心和学术信誉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