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作者：赵晓

　　中国快速的增长及最近的宏观调控，引发了许多深层次问题的探讨。其中之一，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造成的“中国之累”与“世界之累”的忧思。

　　那么，究竟靠什么办法来解决发展与资源约束的矛盾呢？这个问题分析起来稍为复杂 一些，但是市场调控无疑是关键之关键。经济学对于资源和发展的矛盾是这样看的：价格可以反映一定供需关系下资源稀缺的程度。当某种资源短缺，供给小于需求时，价格将上升，进而减少需求，提高供给，最终供求平衡。反之，当某种资源过剩，供大于求时，价格将下降，进而增加需求，减少供给，也使重新供求平衡。所以，只要让价格自由浮动，价格就可以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市场看不见的手”将有效地调节供求。

　　将以上的理论分析落实于中国发展与全球资源矛盾的问题上，可以得出非常重要的两点：其一，需求对于增长从来都是好东西，中国强劲的需求对于世界而言，首先构成世界增长和发展的动力，中国的需求可能导致世界资源和能源价格的上升，但随后却会刺激世界技术的进步和新兴供应的出现，继而导致全人类更大的进步，这一条结论将坚决否认新的增长背景下任何变种的“中国威胁论”；其二，市场化与全球化是进步的福音，也是解决中国崛起、中国发展与世界资源矛盾的关键。

　　这里面的经济学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但却需要坚定的信念才能持守。

　　2200年前，希腊由青铜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恰是起因于制青铜用的锡的短缺，希腊人因此而发现了铁；同样，16世纪英国木材的贫乏导致了煤的时代的到来；1850年左右鲸油的短少促成了1859年世界上第一口油井。当然，在刺激替代品的开发和生产中，价格十分重要，只有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当开发和生产这些金属的替代品有利时，才能刺激技术创新的活动。与此同时，价格之所以灵验，是因为包括专利在内的私有产权受到立法保护，因此人们可以从自己的发明创造中获得丰厚利益，这是激励人们开发各种替代品的深层动力。

　　所以，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约束的矛盾，不能靠放慢发展速度的办法，不能光靠政府看得见的手，不能靠罗马俱乐部的“零增长”，而是要用发展来解决发展问题，用市场机制来有效地配置资源。

　　中国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以土地和信贷的整顿为主要手段，然而，从土地利用效率的角度讲，不让部分农业土地非农化、防止土地工业化使用的行政调控方向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我国的土地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农业用地紧张，而在于全面的土地紧张；并不在于农业用地效率很高，其他用地大量浪费，而是恰恰相反，是农业用地的效率最低，其他用地的效率要远远高之，这也正是中国开发区遍地开花的经济原因。中国真正要解决土地紧张的问题，惟一的办法是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节约土地，这就必然要从一部分效率较低的农业用地转向效率更高的非农用地，在此过程中，不加分析地防止土地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用的干预是逆市场调节而动的，是非效率的，不会有好的经济效果。

　　试想，如果当初不允许东莞和苏州等地发展工业和城市，而是控制城市的用地，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必然是大量的农民仍然集居在农村，导致全国农村土地更加短缺。因此，全国经济一盘棋，东部西部并没有经济上的必然界线，控制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用地，可能减少西部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而人为地控制土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反而有可能会造成环境的更加恶化、资源的更加紧张。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当前真正值得担忧的问题并不是发展与资源的矛盾，也不是资源利用效率低的问题，真正值得担忧的问题在于，许多资源，仍然是政府在调控，而不是市场来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