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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换帅，据说场面颇为悲壮。在长虹电视台的屏幕上，老倪的笑容定格有十分钟之久；接着，便是赵勇的肺腑之语，没有倪润峰，就没有长虹；长虹永远不会忘记倪润峰。团结就是力量。
但在媒体上，有些人的视角则更宽泛些。比如，将倪润峰的退位说成是下课出局哀其不幸，则又是对他的总体反应。同时，又关注起近来同此命运的长城集团王之和三九集团赵
新先，更是感慨国企人事制度虽经历多年改革但深层弊端仍挥之不去。给人一种新的浮想联翩之感。
对这些议论，我虽不乏同感，但实在不敢全盘苟同。原因不是什么别出新裁，而是在看待峰退勇进的问题上，仅注意人是失之偏颇的。在关注人的同时，更关注与之相联系的体制，似乎更为顺畅、通达，更容易接近事情的本质。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倪润峰先生本身就颇多失误。熟悉证券市场的人都知道，长虹是上市公司中仅有的几家不设独立董事的企业。公司虽然在2001年度股东大会上通过决议，拟将董事会成员从10人增加到15人，其中预设独立董事5人，并在公司章程第92条至99条中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了确立。但是，直至倪润峰退位时，长虹的董事会里仍一直没有一名独立董事。独董制度还是拟在公司章程上。对于一个在国内外有着很大影响的长虹，这是不应该的。
作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立董事制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倪润峰是强人，但体制比人强。体制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把一个企业的兴亡盛衰，不是寄托在体制上而是寄托在一个个人上，那是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虔诚地崇尚体制，到头来必然也得不到体制的保护。上海证券报诸葛立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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