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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国企强人去职:企业家与政府在分配上的冲突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7月19日 13:50 中国新闻网

  强势企业家与政府在企业收益分配权问题上的冲突,往往是导致这些企业家黯然去职的实际原因

  本刊评论员/秋风

  在64岁的赵新先、62岁的王之分别被国资委免去三九集团与长城集团的所有职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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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润峰也再次以年龄为由被免去长虹的所有职务。

  当然,没有人相信年龄是真正的理由。60岁,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正是其企业家能力的鼎盛期。事实上,这几年,长虹的业绩并不算差。

  根据目前透露出来的信息,导致倪润峰离职的真正原因,可能是以倪润峰为首的管理层,与国有大股东、也即当地政府在长虹产权改制方面产生了分歧,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是缘于强势企业家与政府在企业收益分配权问题上的冲突。

  仔细算来,在倪之前,已经有好几位跟他同样出名的企业家,因为同样的理由而黯然离去,甚至身败名裂:比如云南红塔的褚时健,广东健力宝的李经纬,三九医药的赵新先等。他们的退场,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样的企业无一例外缺乏一个原始性的市场合约

  这种类型的企业家,或许是转型时代的中国所特有的。他们所经营的企业,开始根本就不起眼,跟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平庸。如果换成别的人来经营,可能早就垮了。但是,他们却具有企业家天赋,而且运气也不错。于是,他们把一家不起眼的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迅速地做大、做强。企业的利润急剧膨胀,企业家成了英雄。

  然而,这些企业特殊的产权结构决定了,这样的企业无一例外缺乏一个原始性的市场合约,也就是,没有把丑话说在前头。

  因而,整个企业的收益权安排,就是一笔糊涂账,必然引发冲突。

  归根到底,企业是由一组合约组成的。投资者投资多少钱,聘请谁当经理、招聘哪些员工和工人,经理可以得到多少收益,员工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工资、福利,事先都用合同明确地约定,所有这些原始性的合约组合到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企业。每个人的权利、收益、利益、责任,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付出什么,能够得到什么。觉得满意就可以干,觉得不满意可以走人。

  然而,国有企业大都缺乏这样的原始性合约——股东所聘请的经理人究竟可以享受多少收益、利益,事先根本没有明确规定。早期缺乏期权方面的安排,正是一些强势企业家走向失落的陷阱。

  国企老板不能把自己想象成比尔.盖茨韦尔奇

  在企业跟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平庸的时候,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企业本来就没有多少利润,也没有前景,但是,当企业突然被一个机灵的管理者做大之后,问题就来了:国家当初只有几十万、几百万的投资,现在,企业的总资产达到了几十亿,每年的利润也达到了几个亿,这些收益如何分配?

  强势企业家当然觉得,如果没有他,企业早就垮了,因此,他应当分得一部分收益。但政府却不这么看。

  政府会想,原始投资是国有的,政府也为你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方便,包括信贷、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而且,你尽管成了名,仍然是国家干部,你就应当服从政府的安排,而不能把自己想象成比尔.盖茨或韦尔奇。

  这两种心态,都有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一种理论强调,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的驱动力量,正是企业家发现、捕捉和利用利润机会的能力,推动了新产品开发与销售、技术进步、企业组织改进等等。因此,企业家应当分享利润。而另一种理论则相信,利润来自资本投入,是资本雇佣劳动,其中也包括管理层。因此,收益的分配权应当由投资人控制,企业家不过是配角而已。

  利益的冲突就此展开。

  政府并不反对改制,问题仅仅在于,谁来主导改制?

  政府当然也逐渐明白了企业家能力对企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因此,也可以同意大幅度增加其薪水,比如绵阳市就曾出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期股激励试行办法》,根据这一《办法》,国企领导人的薪水有所提高,倪润峰的年薪据此被提高到120万元左右。

  不过,这仍然不能让强势企业家满意。因为他们认为这跟他们的贡献相差太远。因此,企业家热衷的是改制。

  早在1999年,长虹就开始制定民营化计划,核心便是国有股减持,目标是逐步使长虹旗下的上市公司成为国有股所占比例不超过20%的股权多元化的公众公司。2002年倪润峰曾透露,他多次与政府部门沟通过,使长虹逐渐成为民营企业。

  这是很多强势企业家的共同兴趣。比如,整个90年代,“股份制改造”几乎是健力宝的一个主题词,李经纬本人一直在积极寻求改制。三九医药的赵新先在过去十几年间也一直在计划进行产权改革。但一直到他离开三九集团,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

  事实上,对于这样的改制计划,政府方面其实并不反对,三水市政府就一直致力于推动健力宝的改制。甚至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特大型国有企业,大部分未来也将走上改制之路。问题仅仅在于,谁来主导改制?

  或者换一个说法,核心的问题在于,在改制过程中,那些自认为对企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强势企业家,将获得多少收益?冲突源于改制控制权之争。

  在这类由强人控制的国有企业的改制计划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都是管理层对公司国有股的购买(MBO)或者管理层的期权安排。而引入投资者,如三九医药之引入印尼力宝集团、长虹之引入微软,是这些企业家寻求固定自己收益权的最佳契机,因为,外部投资者一般都希望以MBO方案架构一个比较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

  但是,由谁来主导,结局将会大不一样。

  如果由强势企业家主导这种产权改造过程,则他们会力争与外来投资人在MBO以及产业方面达成一致,然后迫使政府以较低的价格转让国有股权;相反,如果由政府主导,则首先考虑的是将国有股卖个好价钱,然后才会考虑管理层的利益。

  事实上,当年李经纬看中的一个改制方案是:李经纬与高管持股75%,其中三水政府再给李5%的股权奖励,经营层自筹资金购买股份。

  这样的安排,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政府显然都无法接受。当然,在由此引发的冲突中,失败者只能是强势企业家。

  他们的时代将要结束

  惟一成功的个案是TCL李东生。李东生说服地方政府,在企业发展的半截,构造了一组原始性合约,从而厘清了政府国有股与企业经理层的收益安排。

  早在1997年,在李东生主导下,TCL与惠州市人民政府签署了为期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

  按照协议规定,TCL到1996年的3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如果增长10%~25%,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15%;增长25%~40%,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30%;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45%;超出部分奖励给管理层,这是TCL后来进行MBO的主要资金来源。

  2004年1月30日,TCL集团实现整体上市,李东生拥有TCL集团的1.445亿股股份,身家一举超越10亿元。

  对李东生,倪润峰们只有羡慕的份儿,而年龄更使他们在与政府的抗衡中底气不足。因此,可以预计,他们的时代将要结束。

  他们的离去,或者可以为根本的问题找到出路——强势企业家之后的一代管理层,普遍地缺乏英雄气质,因此,他们不大会直接与政府冲突,这倒为解决产权问题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因为政府担心的不是改制本身,而是由一个强悍的企业家主导的产权改革方案。

  倪润峰刚刚下台,据传长虹与微软的合作就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报道称,政府可能会赠送倪一定股份,尽管这最多只能算是鼓励奖,但能够全身而退、并且能够为企业改制打通出路,他也许该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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