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青天 壮志未酬

　　——悼念杨小凯先生

　　编者絮语：

　　杨小凯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在海内外华人经济学家中，他是惟一坐过十年牢的人，是惟一没有上过大学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是惟一创立了国际性学派的人……有人评价 ，杨小凯是华人中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如果在华人中有人能够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话，那只可能是两人，其中之一就应是杨小凯博士。

　　不幸的是，这颗华人经济学界耀眼的彗星过早地陨落了。这颗彗星的陨落让无数善良的人们为之扼腕痛惜。

　　杨小凯最主要的经济学贡献是，他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另一个伟大成就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

　　杨小凯的良知和灼见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领域，基于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剀切洞察和对炎黄子孙未来的冀望，他热忱地弘扬宪政共和的思想。这使其在成为一个杰出经济学家的同时，也成为了一个优秀的人文主义者。

　　大约一年半前，编者曾分别向同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同事的杨小凯先生和黄有光先生致函约稿。黄有光先生迅即惠赐大作，而杨小凯先生因种种原因虽未能惠赐大作，但其简短的回复即让编者领略到了一个经济学大家的雅意与涵养。遽料仅时隔一年，杨小凯先生即撒手人寰，遂永不复有惠赐大作的机会。岂不痛哉！

　　非常感谢杨小凯先生的密友和合作者黄有光先生专门为本报撰稿怀念杨小凯先生，也非常感谢党国英先生对杨小凯经济学说所作出的精彩而剀切的分析。

　　让我们通过这期纪念专辑，表达我们对杨小凯先生的缅怀和敬佩之情。愿他不屈奋斗一生的灵魂能够在他所相信并钟爱的天国得到安息和永生，更希望他所未竟的事业能有更多的有识有为之士赓续并弘扬之。

　　党国英

　　杨小凯先生是世界经济学界的猛士，是华人经济学界的英雄。英雄早逝，在他后头行进的人们不免伤痛。我想起李白在《行路难》中写下的诗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种英雄当世、壮志未酬的慨叹，不属于我们这些惟日孜孜的庸者，只属于李白；在今天，也属于杨小凯。

　　经济学大智慧

　　记得约六七年前，杨小凯说他的理论框架可能在20年之内成为大学讲坛的主流。我听到这个话深感振奋，虽然我知道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取决于杨小凯的才干，还取决于经济学发展所提供的机遇。如果他的预言成为现实，那决不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能够褒奖他的。经济学大约每隔几十年就会出现一个或几个大师级的人物（如斯密和李嘉图、穆勒、杰文斯和马歇尔、凯恩斯和哈耶克、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等），如果在新的经济学创新周期中，杨小凯他们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能够被已经显得保守的经济学界广泛接受，那他将获得不可撼动的经济学乃至人类科学史上的大师地位。我相信，如果不是疾病夺走他的生命，他应该在经济学的巅峰面前继续攀登，取得更辉煌的成绩。当然，他现在已经获得的声誉也足以使他列入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的队伍。

　　也许近几年因为疾病缠身，杨小凯先生的精力已经不如从前，他似乎更多地做了一些中国问题的评论工作，而把他的理论经济学研究停顿了下来。但他的杰出工作已经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注意，当然也引起一些争议。记得张五常先生曾经对杨小凯的工作表示过一种保守的评价，大概这种评价到了杨小凯的耳朵，杨小凯很快表示了一种谦虚的意见，还把自己的工作的重要性排在了新制度经济学之后。可是，在他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这本中文教科书里，他又十分自信，预期他的框架会替代现有的主流经济学，尽管他再没有提供这种替代的时间表。

　　我们有理由把杨小凯的工作与经济学大师们相比。马歇尔做了亚当·斯密理论的形式化的工作，杨小凯的工作与他的工作相类似。马歇尔把斯密工作中的一部分——价格理论形式化了，后人又做了大量补充。现在看来，这部分理论是较容易形式化的部分。斯密工作的另一部分——关于分工可以降低资源稀缺性并提高国家财富拥有水平的核心思想，在数学上一直没有被形式化，因为马歇尔的时代还缺乏成熟的数学知识，后人也没有再突破他的基本框架。杨小凯抓住了机遇，他试图把斯密的这部分工作形式化，并把它和斯密的其他工作统一起来。

　　杨小凯的著作摆在我们面前，让人们容易拿他与马歇尔相比，这是激动人心的。但仔细想想，有几个道理或事实，让我们不得不在这种比较中十分慎重。第一，马歇尔（实际上还有不幸早逝的杰文斯）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因为在他以前经济学家还不懂得形式化斯密理论的办法。由于他的工作，一个新的经济学时代到来了，数学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的知识积累变得十分迅速。杨小凯也是在马歇尔天才的普照之光下工作的。第二，经济学家在评价文献重要性的时候，常常容易用工作的难度来作为文献意义大小的标准之一，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杨小凯的工作可能还不足以被人认为达到超群绝伦、令世人望尘莫及的高度。在萨缪尔森之后，经济学引入了大量数学知识来处理一些新发展的经济学思想（如信息理论、决策理论等），其难度也是很大的。这种引入不是简单的形式化，而是通过数学的引入使经济学思想更加丰富。我们很难判断杨小凯的工作难度是否比当代其他一些重要经济学家的工作难度更大。有的重要经济学家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例如，米尔格罗姆更强调研究资本积累、交易费用和市场环境的价值，而不是专业化问题。第三，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在逻辑上的自洽性达到了一种十分完美的程度（反过来说，缺陷也十分突出），使它变得十分容易传播，这是它占领大学讲坛的重要原因。也许杨小凯的新框架还需要在数学形式上有所创新，才能占领更多的大学讲坛。第四，按照杨小凯自己的说法，他的内生专业化的分析框架是对斯密分工理论的一种形式化，尽管不可能是简单的形式化——这种形式化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斯密理论的理解。也就是说，杨小凯的工作是以形式化见长，而不是以新的思想见长，尽管他的思想高度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按照杨小凯自己的说法，“至今还没有证据表明，（斯密的分工理论）在他那个时代之后取得过任何实质性的进步”。但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学家的评价，历来是对思想的看重超过对工具的看重，否则，哈耶克和科斯这样的学者也不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好了，我想说，杨小凯是一位天才式的华人经济学家，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我们在掂量这位天才的时候，也不可失去经得住检验的准则，否则，杨小凯先生的在天之灵也会不安的。还有，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认识，也不利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杨小凯先生。美国的加尔布雷斯，我们是熟悉的，但我总在想，读像杨小凯这样的学者的一本书，胜过读加尔布雷斯一生的著作，个中原因是，我们很难把加尔布雷斯看作一位科学家（或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工作证明了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第一，杨小凯的工作对前人的工作有继承性。在科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杰出科学家是在完全与前人隔绝的状态下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斯密不是这样的，马歇尔不是这样的，凯恩斯不是这样的，爱因斯坦也不是这样的。但像加尔布雷斯这样的学者则在创造自己的“体系”，最终，这样的体系不会为人类的知识积累所接纳。当今中国，这种学者或者有这种勇气的学者实在是汗牛充栋。我们读杨小凯的书，发现他不仅继承斯密的分工理论，并把它形式化，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也不是简单否定。这样一种态度是科学家的普遍态度。第二，杨小凯对现实的批判建立在整个经济学的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在人文知识界，有大量像加尔布雷斯这样的人士，他们的工作固然很有现实意义，但却没有重大的知识积累的意义，因为他们总是在“自言自语”；他们的理论很难被“证伪”。杨小凯写下了大量批判现实、解释现实的文字，其深刻的洞察力让我们折服。我们不敢说他的所有论点都是准确的，但他无疑是在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在说话。在当今中国，我们需要学会像杨小凯那样思考和说话。把经济学搞得晦涩不堪的，一定是蹩脚的经济学家。好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大师，一定会把经济学著作写得趣味盎然，生动活泼，让阅读者得到充分的美学感受。亚当·斯密、马歇尔、萨缪尔森、贝克尔、斯蒂格勒等等，都具有拨动读者心弦的能力。

　　简约灵动的著述风格

　　杨小凯先生的著述风格在华人经济学圈里无出其右者。一个审美对象，能产生美学感受的第一要素是简约。简约的结构能够熨贴不安的心灵，复杂的套式只会加剧我们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对简约的追求，是我们人类生存状态的需要，并不是上帝的随意安排。因此，简约美也是一种支撑生命延续的自然美，一种基于事物逻辑的理性美。简约美具有一种普遍意义，在一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简约的叙述都可以产生美的感受。爱因斯坦受美学逻辑的导引，后半生致力于统一场论的研究，力图发现大千世界的原始的、简单的本质性规律。在任何领域，喜欢炮制复杂结构的学者，大多是缺乏自信、心力不足的学者。当然，科学中的简约并不是学童嘴上的“九九表”，而是逻辑世界中的一种捷径。好的经济学家不应该把美学逻辑当作敌人，不应该追求复杂的信息堆积，而应该运用一种明白晓畅、简约灵动的叙事方式。在这方面，杨小凯的作品的确给我们提供了范本。

　　杨小凯在他的经济评论中所发表的一些观点，我国一些学者也大多发表过，有的见解的深刻程度并不逊色。但是，人们总是不拒绝美的感受，有了杨小凯先生营造的轻松、简约的叙说氛围，即使是一个旧故事、旧观点，我们也愿意再三聆听。我们据几个例子来领教一下作者的叙事功夫。

　　1、股份公司究竟是一种什么制度，不少学者常常用大量笔墨加以阐述。杨小凯的说法很简单，他说：大公司制度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私有财产制度。但这种私有财产制度的形式升级了。在股份公司制度下，每件工具都以一定比例被股东共有，在此意义上说，这是公有制，但实际上它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公有制。杨小凯的话给我们一种启示，不要把公有制和私有制当成冰炭不容的两个东西，两者可以共处，可以替代，一切取决于时间和环境。例如，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对前者，我们该搞私有制，对后者，我们该搞公有制，而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边界是随着社会工程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间的边界也是不确定的。

　　2、什么样的制度最为有效？所有经济学家都关注这个问题。杨小凯也喜欢一种来自哈耶克的简单表述——自发形成的秩序和制度才是最有效的制度。英国当年土地私有制的形成，也是自发的圈地运动把共有的土地转化成了私有土地，然后由司法案例加以制度化。对于制度不成熟的国家，有意的制度模仿比自发的制度试验更有成效。不要迷信政府创造新制度的能力。制度决定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力决定制度。

　　简约的叙事方式出自深厚的经济学修养。“杨小凯是第一个放弃马歇尔的分析框架，而用新兴古典框架分析专业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是这样肯定自己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杨小凯和博兰、黄有光、威尔斯等人逐步发展了一个研究微观经济学的新方法，被称之为“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Ｎｅｗ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相区别。杨小凯乐观地估计，“新兴古典经济学在今后20年会取代新古典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事实上，新兴古典经济学已经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在相近领域开拓的西方学者日益增多，其中包括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舍温·罗森。杨小凯的工作博得了美国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赞誉，美国经济学学会的年会也曾专门研讨新兴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要点是：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每个人喜欢多样化的消费；作为生产者，他们喜欢专业化生产。每个人最优决策总是角点解，所以边际分析不适用。由于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的冲突，所以，有专业化经济效果与交易费用的矛盾。生产率水平由劳动分工水平决定（劳动分工水平与商业化程度、贸易依存度及市场大小有关），而市场均衡的劳动分工，由交易效率决定。如果交易效率低，则分工的好处小于交易费用的坏处，所以，人们选择低分工水平和低生产率；如果交易效率高，则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的坏处，所以人们选择高水平分工与高生产率。由于交易效率由制度、政策、交易技术、城市化等因素决定，所以，我们可以用经济制度、政策、交易技术等，来解释分工及生产率水平。

　　杨小凯的简约的理论需要复杂的数学来证明，这一点也不奇怪。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数学的进步总显得过于缓慢。迄今为止，用数学模型来证明经济发展的某种规律，总是不得不过分使用“奥卡姆剃刀”。杨小凯说：“我在分析实际经济问题时，却更信任我的直感，而不信任那些简化得不现实的数学模型。”不要误解这句话。数学模型是简化的，但数学本身是复杂的；而直感比数学模型更值得信赖，并不是因为直感更复杂。一切好的直感，都具有简约的内涵。

　　心系中国改革

　　杨小凯先生在逝世前的这几年里，对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发表了许多非常有见地的评论，特别是他关于中国宪政改革的论述，在中国知识界具有掀动人心的理论魅力。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给中国经济泼冷水。他引用数据证明，“当年苏联30年代、50年代起飞时，成长率不亚于今天的中国，但由于毁弃了有关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用中央计划经济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当模仿的潜力耗尽以后，破坏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痼疾就会暴露出来，使经济成长前功尽弃。”杨小凯相信克鲁格曼的研究结论，并力主中国必须进行产权改革。进行产权改革的目标是确立一种尊重私人和公共财产权的宪法秩序，提高保护财产权的效率。提高保护财产效率的办法有几种：（1）用制度创新做到保护财产权和节约保护费用（交易费用）。（2）用技术发明提高交易效率。（3）当保护财产权会带来较大的交易费用，并超过了保护行为所产生的好处时，也可以模糊财产权。但就中国的情形而言，主要问题是财产关系模糊，私人（乃至公共）财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

　　杨小凯先生十分重视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他提倡建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十分重视市场进入成本的意义。经济发展程度最终可以用劳动生产率高低来衡量，但只有在专业化分工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有了分工，生产者才可能通过学习而转变为具有现代专业知识的专家和企业家。分工与市场当然有一种相互促动的关系，但一个基本规则健全的市场始终是分工扩大的制度前提。只要分工在不断扩大，专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就会逐步被分工体系吸收，形成资源充分利用的经济结构。所以，一个国家好的经济政策，必须尽可能减少经济生活中的垄断，降低经营者进入市场的成本。进一步演绎杨小凯的理论，可以认为造成企业的市场进入成本过于高昂的制度性因素主要是：（1）要素市场存在严重的政府垄断行为。改革经过20年，我国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大要素市场竟没有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由此大大增加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和企业的市场活动成本。（2）某些产品和服务市场的政府垄断。（3）税费征收不规范。（4）政府有关部门对市场秩序维护不力。（5）外商的不正当竞争以及走私活动的冲击。这几个方面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严重阻碍企业的市场活动能力，甚至使企业根本无法进行市场交易，从而不得不终止市场活动。解决这些问题不外乎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采取措施。经过杨小凯先生的大力推动，这样一些理论已经在中国深入人心。

　　1999年，杨小凯和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这篇文章气势恢弘，逻辑缜密，把大家多年来不断思考而又未能理清的问题做了一个很漂亮的理论处理。文章告诉我们，如果不认识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文章得出结论说，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也许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杨小凯先生的这些思想，也许我们在很多年后会更清楚地体味到它的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