耸入云霄的榜样

　　【编者按】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前会长文贯中得到杨小凯去世的消息时已近午夜。他说，当时“莫名的悲伤和不平”绞缠于内心，以致自己思绪纷繁，全无睡意。

　　为排遣胸中的淤塞，文先生写下这篇在怀念逝者的同时又对逝者的身后充满了期待的祭文。

　　文贯中

　　几个月来，对小凯将不久人世的医生诊断，虽觉得残酷和无奈，但思想上是有所准备的。可是一旦他永远离我们而去的消息被证实，还是觉得太突然、太难以接受。

　　我以极沉痛的心情给美国和中国的几个朋友打了报忧电话之后，内心仍难以平静，便将前些日子为纪念芝加哥大学恩师约翰逊教授去世而精心制作的CD放入机器。小号吹出的委婉、哀伤的乐声轻轻地流了出来，回荡于厅堂之间，似乎在赞美、在哀祷、在挽留。但乐声渐渐地变得坚毅、向上，有冲入云霄之势，似乎在远送小凯升向天国。

　　听着听着，我的眼泪不禁悄悄淌了下来，胸中的淤塞似乎得到疏通，变得平静起来——跌宕起伏的乐曲不正象征着他自青年起便多灾多难但始终自强不息，败不馁、胜不骄，最后终于攀上学术高峰的一生吗？

　　恍忽间，我仿佛看到他在云端向我露出只有他才有的那种微笑。这种微笑既透着智慧、执着、沉毅，又带着宽容、潇洒和无以名状的忧郁。这是历经艰险的世道，又尝到辉煌的成功后才有的大彻大悟的笑容。只有进入智慧和精神的最高境界的人，才能从内心深处产生这种几乎永恒的微笑。

　　这种笑容既是明朗的、灿烂的、透彻的、深邃的，又带着因功成名就而感到的些微腼腆以及对世上放目望去仍无处不有的不平和痛苦而感到的遗憾和不安。

　　回想和小凯20多年的交往，既可用淡如白水的君子之交形容，又可用心有灵犀来概括。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应邀在北京举办了一次讲座，我因在会上帮助一名国内经济学家与一名美国经济学家沟通，引起他的注意。会下相互介绍后，两人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们这次交谈，大部分时间都在交换对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憧憬。基于对10年“文革”的反思，我们都坚信，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中国的出路。使我万分惊奇的是，我眼前这位儒雅文弱的青年与我本来对他的想象完全相反，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迹象显示他是一名高干子弟，相反，他显得谦和、可亲甚至有些木讷和腼腆。他提到自己利用狱中10年的时间刻苦自学数学的往事，引起我由衷的敬佩。我为偶然之间竟能交到如此杰出而有传奇色彩的朋友而庆幸不已。

　　以后两人又各分东西，再一次深谈已是1983年末或1984年初。当时复旦大学派我在芝大作访问学者，小凯则在邹至庄教授的帮助下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他获知我到纽约过圣诞的消息后，便邀我去普林斯顿小住。我们以兴奋的心情畅叙别情，交流对国内正如火如荼展开的经济改革的各种看法，同时也更加意识到学好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的重要性。

　　我们还交流了各自学习现代经济学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西方经济学中无处不在的数学对他来说，似乎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然而英语却成了他的心头大病。他获知我的家眷还在国内后，又拿出为思念他尚在国内的爱妻而作的古典诗与我共赏。字里行间的真挚情感跃然纸上，使我感动不已，也加深了对他为人的了解。

　　和他相反，当时我面临的问题则是数学。我当时已经萌生了攻读博士的想法，但年龄和数学成了障碍。我因此十分犹豫不决，便和他商量对策。他看着我，满脸诚恳地说：“不下定决心读出博士学位，以后会终身后悔。我也面临很多困难，年龄大了，英语单词记不住，但我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攻读博士的决心。”

　　他劝我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并给我开了一些数学书目，要我细读。他的这番话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能想象以他的年龄克服语言障碍所需的勇气和毅力。后来我拿下芝大经济系博士的学位，虽有复旦和芝大的许多老师、同学以及亲朋好友要感谢，但十分铭感在心的则是小凯身体力行的榜样力量和他对我的及时指点。

　　小凯虽然忙于学业，但出于对中国改革事业的关心，仍抽出大量时间为改革事业献计献策，并是留美经济学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在每年的年会里总能见到他消瘦的身影，并听到他的种种高论。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尖锐问题，努力寻找能够令自己和别人满意的答案。他的有些观点即使在学会内也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

　　他虽然对自己的观点是坚持的，但他对争论对手的人格却永远是尊重的。这是他为什么和那么多人发生争论之后，仍能有如此多深深爱他和尊重他的朋友。我对他上下求索真理的执着、勇气和诚实更是深怀敬意。

　　我特别想指出的是，他虽然数学好，但并未因此而钻到数学的象牙塔里。小凯不回避经济学的重大而棘手的课题。例如，亚当·斯密对分工和市场已有详尽的论述，可是分工理论难于数学化，因而难以结合到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或增长理论中去。是小凯及其同事、学生的不懈努力，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的重要性重新找回到现代经济理论中来。他的杰出努力，正表明了他不仅仅是个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更是个对古典经济学有着深刻而全面理解的经济学大师。

　　如果我记忆没错，最后一次和他长谈是两年前的暑期。我正在北京度假。他当时在复旦讲学。复旦为他安排进海军医院检查和治疗。我已得知他肺癌又有发展，很为他难过，所以便从北京试探性地给他打了电话。他详细向我描绘自己身体的现状，对复旦和海军医院的照顾似乎充满感激，对未来则充满信心。

　　他的语调仍那么亲切、平和，他那著名的微笑这时又极为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更使我吃惊的是，他向我详细描绘了今后的各种打算，包括要继续写书、要去世界各处开会、要讲学、要带学生……我为他旺盛的生命力和对生活无限的热爱而感动，同时也暗暗心酸。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边回味他的谈话，一边默默祷告，希望他能顺利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

　　今年年初在圣地亚哥召开的美国经济年会上，遇到许多好友。我习惯性地向他们打听是否有小凯的消息，因为内心总有一丝不安。往年这时，都已读到他在圣诞前夕发给大家的贺词，每次读到他的贺词，总是为他和他的一家没有向病魔屈服而感到无比宽慰和敬佩。然而这次，他却保持出奇而不祥的沉默。接下来有关他的消息越来越坏。终于，他超脱了病魔的长期纠缠，响应上帝的召唤，离我们远去。他是一直走在我们面前的人，这次，他又远远走在我们面前了。

　　小凯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一个远远走在时代前列的人。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是需要大智大慧的，是需要对真理的执着追求的，也是必然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也许一些人因此认为他和他的理论太超前，太不适用于中国，但我想指出的是，小凯不是个需要审时度势的政治家，而是个不承认有任何理论禁区的学者，并以真理的彻底性为其追求的最终目标。

　　对他来说，理论就是要超前。如果理论不超前，而是跟在实践之后姗姗而行，只能为实践的成功大唱赞歌或为实践的失败寻找遁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耸入云霄的榜样。他短暂的一生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多彩多姿的，他接受寂寞，接受冷眼，坦然对待别人的不理解，继续走着自己的路，直到回到他所深深信仰的天父的怀抱中去。

　　我坚信，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展开，人们对他的遗产的深邃意义以及他为此付出的巨大心血，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发自内心的赞赏。小凯是经济学家的骄傲，是华人的楷模，是我们学会的良心，也是我个人的榜样和益友。

　　我为小凯好友过早离我们而去深感惋惜，也期盼着中国早日展开双手更无保留地欢迎他的理论遗产，并对他个人崇高的学术地位给予更多的尊重。

　　杨小凯1948年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市，曾用名杨曦光，乳名小凯，曾任澳洲莫纳殊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发展经济学杂志》、《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等国际一流学报，已出版《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原理》等多部中英文专著，所提出和研究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1968年“文革”刚开始不久，年仅20岁的杨小凯由于写下《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而在牢狱中度过了整整10年时光。

　　在劳改之余，他拜当时也关在牢里的20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学习数学、英语、材料力学和机械学，并反覆研读《资本论》，发现了劳动价值论的三大缺陷，这成为他日后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灵感。

　　恢复高考后，杨小凯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数学课，于1980年直接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1982年，他到武汉大学给研究生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

　　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特别赏识杨小凯在计量经济学经验研究方面的天赋，并于1983年推荐他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1988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到澳洲莫纳殊大学任教，未及一年便由讲师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又被聘为正教授。

　　杨小凯于2004年7月7日去世，终年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