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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评
“非法集资”，中国人并不陌生。1993年，北京出了沈太福非法集资案；1994年，无锡出了邓斌非法集资案，而今年更是接连爆出著名的河北大午集团、山西璞真集团非法集资案……但对这些集资案的惩处，人们似乎很容易忘记。
有专家称，限制和打击“非法集资”似乎是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首要工作，相关法规对“非法集资”的打击也是严厉的。当初沈太福非法集资10亿元，导致其中30％以上的资金损失，结果沈太福被枪毙。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用很低利息让老百姓存钱到银行的做法似乎并不十分成功，但如今有些政
策就像是要把“全国百姓的钱逼到银行里去”，反而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就连农业银行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非法集资”给予投资者的回报率与信誉保障都极具“吸引力”，成为目前扰乱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因素。
此外，非法集资的屡禁不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证券金融投资市场的“先天发展不足”。经济学家钟朋荣就曾经撰文指出，由于有钱人与用钱人之间的信息阻隔和信息不对称，极大地限制了我国证券市场的融资和发展。于是在我国金融领域有两种融资现象：一种是非法集资，另一种是合法圈钱。对于非法集资，监管部门向来是严惩不贷的，因而相对来说，这种现象还比较少，但在中国股市上，参与造假的上市公司何止几家或几十家？由于大量的虚假信息，广大股民深受其害；然而，同样是“骗钱”，这些上市公司是经过各级政府部门一层一层批准才进入股市融资的，是披着“合法”的外衣的。
这种“上市公司合法骗钱”的怪状，最终导致许多中小投资者与其看着自己的钱在股市上被掏空，不如另辟蹊径寻求“个人信誉”的心理保障。因此，监管部门在加大对“非法集资”、“地下保单”、“地下钱庄”打击的同时，更应该反思一下，中小投资者投资渠道的“匮乏”与不畅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要杜绝“非法集资”的出现，市场整治与金融投资体制的完善并行，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本报记者 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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