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行政手段不如用“技术法规”

　　时报时评鲁宁

　　上周五的《东方早报》报道，7月1日起，国内2000多家没通过ＧＭＰ认证的药品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这项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部门下达的“停产令”是强制性的，停产企业约占国内现有药品生产企业总数约40％，只要上了“黑名单”，不管你先前生产的药品是否合格，一概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监管部门这一回办事如此硬气，是因为手握ＧＭＰ的“撒手锏”。ＧＭＰ系国际《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英文缩写。只要你的生产硬件和质量控制技术条件达不到ＧＭＰ的要求，对不起，纵然你所生产的药品很畅销也不行。

　　药品生产人命关天。可在中国，诚如有位药监专家所痛斥：“开药厂有时候比开服装厂还简单。”此话并不夸张，曾经，不少的医院买一堆“瓶瓶罐罐”就敢生产病人打点滴用的“大输液”；放在两年前，若问啥叫ＧＭＰ？保不定有半数的药厂头儿们还不知所以然。

　　淘汰不符合生产条件的药厂，属于行业内的优胜劣汰，这样的调控过去往往采用行政手段（多数情况下常常调控失灵）强制关停，而事后又“死灰复燃”。其实，可供用来调控的手段有多种。本次借用ＧＭＰ认证手段实施制药行业内企业关停并转，堪称为用法制手段调控行业结构的一个范例，而且还巧借了“外力”。

　　有两个方面明显感觉到“外力”的存在，一是全球范围内对人权保障领域、范围、内容的不断“进化”，“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中国亦已入宪。此时，若再对患者的健康权和生命权“照顾不周”，到哪儿都得承担“问责”的压力。二是ＧＭＰ不光是个一般意义上的质量控制管理规范，而是一部全球都认可的“技术法规”。并且，该“技术法规”还属强制执行之列。

　　ＧＭＰ属全球制药行业的质量管理规范，ＧＭＰ认证则属行业内的资质认证。对于全球的制药企业而言，能否通过ＧＭＰ认证，系营销竞争和新药开发竞争之外决定本企业生与死的“鬼门关”。换句话讲，拿不出“通行证”，你就别想再迈进本行业的市场大门。我们常说市场经济本质上又属法制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所有制药企业强制性参加ＧＭＰ认证，可看成中国制药行业开始迈进了法制经济的“门槛”。而2000多家企业由此遭到市场淘汰则系迈“门槛”所支付的“必要代价”。

　　中国引入ＧＭＰ概念到大规模组织ＧＭＰ认证也就二三年光景。若这一回的结构调整还是采用行政手段为主，依赖于层层转发“红头文件”，要想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消灭”2000多家药厂谈何容易？同理，就那些剩余的被通过的60％而言，ＧＭＰ认证过程虽令人“脱层皮”，但过了这道“鬼门关”，企业的生产硬件与技术质量控制也就上了一个新平台。

　　当今世界，原先“冰凉”的技术规范越来越趋向于人性化，日益突出以人为本的基本发展理念。正是强调以人为本，对有可能影响百姓健康生命的主要日常生活用品，国际标准化组织均已先后制定了相应的国际标准并予以强制执行，这些国际产品标准作为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员国（包括中国）均须采纳运用。据此，我们认为近期可借助国际性强制实施的“技术法规”进行结构调整的行业，在中国至少还可包括化妆品、保健品、低压电器等等。

　　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宏观调控任务多多，对不同的调控对象当采取不同的调控对策。许多时候，“红头文件”不如法规管用，而后者又不如“技术法规”管用。上文所言，又是一个巧借“外力”而加强行业生产监管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