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学城如何助推城市经济

　　本报记者 邵一乙

　　随着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影响其发展来源的一些重要方面正在发生变化。在一些经济体系中，创新能力比资源投入在整体经济扩张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学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轴心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近日，2004年大学与城市经济发展研究会在上海举行，国内外专家就大学城如何提升我们城市的品位和综合竞争力，如何推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等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7月5日，上海国际金融学院与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共同主办的2004年大学与城市经济发展研究会在中共上海市行政学院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世界银行发展经济研究局主任ShahidYusuf博士、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领导和上海部分大学城所在地的区政府领导等，共同探讨了大学是如何对当地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催化作用等热点话题。

　　城市经济智囊团

　　大学在地方经济中的作用，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会上，上海松江大学城所在地松江区副区长房剑森表示，大学最初的阶段是作为一个美丽的花朵存在当地，在二战后，大学对地方经济的贡献才凸显出来，尤其是在帮助地方政府决策方面，房剑森以松江区为例，区政府成立了决策顾问团，请了许多专家对政府的发展作了有意义的研究，效果显著。

　　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教授从国际经验方面探讨了金融院校对一个城市的重要性。

　　大凡在金融中心都市，都有一流的金融学院。如：纽约金融学院、新加坡金融学院等。从世界银行到亚洲开发银行，从各国政府到金融中心城市，都十分注重投资和建设一流的金融学院，这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基础和策略。这对于正在努力要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我们来说，是个信号。

　　陆红军介绍，国际经验证明，一个具有高水准的独立性的金融学院，在金融中心城市抵御和防范金融危机中扮演着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

　　陆红军还举了一个例子，人们记忆犹新的亚洲金融危机是1997年7月2日泰铢贬值引发的。如果泰国设有专业性和独立性并重的国际金融学院，西方机构投资者当年5月大举收购泰铢和约的动机，理应被具有金融衍生工具专业知识的泰国央行及财政部官员识破，不至于造成泰国政府的错误判断和决策失误，导致以货币贬值为特征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陆红军又举了一个正面的例子，在英国，富有独立研究成果、选题灵活且实力雄厚的伦敦经济学院，同英格兰银行（英国中央银行）紧密合作，并提供准确和全面的咨询研究报告，由于这些独立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有机结合，使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改革与发展，在较长的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例如：政府处理金融危机的“48小时法则”（48hoursrule）就是伦敦经济学院著名的金融稳定问题权威古德哈特教授提出的。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在总结近些年全球金融中心的风险管理经验时，把具有独立研究机制和超前研究水平的金融学院作为金融中心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并建议发展中国家花大力气充实和提高此类学院的研究力量。

　　不过让人困惑的是，尽管理论上大学有这样、那样的优势，但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后，也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陆红军就提到了上海松江大学城，据他所知，为了吸引大学城落户松江，政府拿出了8000亩地，附近的地价也确如预期地涨了，但是总体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经济溢出效应

　　对于大学城会亏损的说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强永昌在研究会上表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除了直接参与到政府决策，为政府决策、企业决策提供咨询和服务，即大学对城市经济发展中的直接效应方面，更重要的是它的溢出效应。

　　近几年大学的作用越来越凸显，长三角的各个大学城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比如上海的松江大学城、南汇大学城；浙江的下沙大学城、温州大学城和江苏的浦口大学城、仙林大学城等。

　　我们已经能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于房产的市场预计，有这样的信息，大学搬出去的地方，价格下降，搬进去的地方，价格上涨，但这只是大学溢出效应的一个方面。

　　强永昌以杨浦区为例，讲到了大学对地区的溢出效应。他认为，陆红军教授所说的松江区亏损的几十亿，是一笔有形的账，还有一笔无形的账，从这个方面来看，政府是赚了，这就是社区人文层次的改变和提高，这就是社会积聚效应。

　　Yusuf也讲到了国外大学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

　　大学可以为这个地区带来学生、老师和技术，Yusuf以波士顿为例作了介绍，这个城市上世纪80年代就有8所大学，超过10万的才智之士汇聚于此，他们都是很有智慧的人，所以在当时的经济衰退中，能使这个城市很快地恢复过来，因为它可以从一个行业很快地转入另一个行业，它有当地大学的技术支持，这种支持力量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又比如加州大学，教职员工可以向当地企业提供管理咨询，为地方企业发展提供学术意见，为一些小型企业量身定做咨询研究项目，甚至在很少的一些情况下，可以作为风险投资企业的投资对象。

　　当然，这需要大学和其他研究中心建立交流。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学术支持是很重要的，而大学可以提供多元化的人才，如律师、金融、会计等专业人才。

　　由于土地限制，复旦大学本有迁出上海杨浦区的打算，不过当地政府看到了大学的溢出效应，专门为复旦划出1000亩地，将这所名校留在了杨浦。同时在进行着以复旦、同济、财大为核心的东方大学城的建设。也许有些人认为不值，在寸土寸金的上海，1000亩地，绝对是大手笔。

　　那么，大学为杨浦区作出了哪些贡献呢？强永昌总结了三点：

　　首先是推动杨浦区产业结构的转化，原来杨浦区是上海工业基地，很多产业工人聚集在这里。现在这些企业基本上全部外迁，取而代之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在上海整体调整产业结构的大背景下，领先一步调整好自身结构，对这个区将来的发展肯定是有裨益的。

　　其次是已经提到的对地价的提升，原来上海的房地产开发中，因为杨浦是蓝领聚集地，所以地价是很不值钱的，而这两年来，杨浦的地价已成倍增长，甚至涨到了让人看不懂的地步。对这个效应是可以衡量的，如通过房产价格对比来衡量。

　　第三个方面是不可度量的，就是由此为该地区发展创造的人文环境，这是很难度量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学的集聚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效应是应该充分得到肯定的。当然这种效应最大化的发挥与地方政府如何利用当地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程度是相关的。

　　大学评估体系欠缺

　　我们看到了大学的直接效应，也看到了大学的一些溢出效应，但这些效应到底意义有多大，我们却无法衡量。

　　Yusuf认为，如何结合一些指标来明确大学的研究能力，如大学研究的广度如何，大学在商业、金融业、社会项目中开发得如何，这个都很重要，但我们现在有的都是模糊概念，缺乏一个大学的研究成果指标。使我们无法准确、有效地推进某些项目，而在另一些项目上又花费了过多的精力。

　　Yusuf提到，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计算机发展的领先国家，是因为美国率先对大学进行了计算机教育。其中有很多知名企业对大学进行投资。为什么有一些大学能很有效地对本地的经济带来积极作用，如培训、研究方面的功能，这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

　　Yusuf认为，研究表明，大学的研究成果不仅取决于资金的多少，还取决于资金的分配，现今研究资金的分配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日本，原来是通过固定的比例进行分配，现在是根据一个机构的研究结果对非常有潜力的大学进行分配。

　　对于一个大学，如果要进行很好的科研，就要考虑如何去吸引资金，如从政府、企业等不同地方广泛地吸引资金。Yusuf说，据他所知，很多国家都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机制，来帮助大学和企业建立有效的联系，有很多的大学设立了技术转化中心，很多中心是向本地的公司提供技术，以这种方式来盈利。

　　同时，大学为毕业生创业提供便利，培训及小额的资金。吸引企业资本来促进大学的发展，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

　　但这里有一种担心，Yusuf说，如果大学和企业太过紧密，就会丧失诚实性和严格性。最近另一项研究表明，大学很多的研究职能被外包了，如一些证书都是由校外的机构来发，这对大学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大学的重要性是不是会越来越小，都是问题。

　　房剑森也提出，教育规律和经济规律毕竟是两种规律，大学是按照学校的规律来发展的，虽然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能很大，但大学完全融入社会就不是大学了，而且，如果对大学要求过多的话，它的发展也许会因为外界的急于求成而有些畸形。

　　Yusuf说，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大学的溢出效应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如通过土地、税收来影响大学发挥溢出效应，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机制来告诉我们这些影响有多大。市政府如果要解决硬件设施的话，效果会怎么样，大家都是模糊的，常常是投放了很多钱，“效果”却不大。

　　还有一些重要的政策会影响到大学的溢出效应，如国家的财政政策、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影响。Yusuf说道，他们一行已经在世界各地对大学与城市经济发展这个课题作了研究，结果让人很疑惑，理论上大学肯定是优势良多，现在很多政府也都把大学看作是推动器，但如果不解决大学与某些企业过分紧密，还有正确评估大学，引导资金更好地运用等，很多资金都是打水漂。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7月12日 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