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民工：不“跳楼”如何讨薪？

　　赵光瑞

　　民工通过“跳楼”来讨薪，被一些人称之为“跳楼秀”。日前，曾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兴隆家园三期”工地干活的王登科等五位民工，倒是没有通过“跳楼”讨薪，结果欠薪未讨到，五位民工却遭到工地老板及数十名打手的毒打，王登科被打断两根肋骨，另一位民工周成头部被击中，尚处在危险期的昏迷中。而王登克因无钱治疗，到记者采访时还躺 在医院观察室接受“观察”。（《新京报》7月7日）

　　关于解决拖欠民工薪金问题，年年“集中整治”，去年底今年初，中央还有专项部署，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也有专门批示，全国各地开展了一次深入广泛地清理拖欠民工工资行动，为不少民工讨回了原本早就该属于自己的工薪。然而，拖欠民工工钱的现象依然存在，民工们讨回欠款还是不容易，民工讨薪遭致暴力的事件不时有所闻。从实际情况看，除了一些地方“集中整治”期内民工讨薪较为顺利外，至今还没有比“跳楼”招式更有效的办法和途径。难道解决拖欠民工工钱一事就这样难？

　　“跳楼维权”成为民工讨薪最有效的途径和办法，折射出社会的酸楚与悲哀。在一个法治社会，在一个追求现代行政的国度，公民讨回被侵犯的权益，竟需要个人以死为筹码来索取，这是何等令人辛酸的景象。

　　当然，有人会说，谁让你“跳楼”来着，你去打官司呀，你去告呀。不说打官司程序上的繁琐、是否一定能够追回欠薪，就是打赢了官司，民工们得到的也不就是原本就该得到的那点薪酬吗？打官司的精力耗费和相关开销，可能比所欠工钱的代价更高。有多少人愿意打官司讨薪呢？

　　可能也有人会说，你可以像熊德明那样找总理呀，那不是很快就解决问题了吗？但这事可遇不可求，不可能人人都有这样的好运。再说，每个被欠薪的民工都找总理解决问题，也不现实。

　　民工讨薪，不是偏爱“跳楼”，除了“跳楼”，他们还有什么方便、可靠、有效的讨薪途径呢？谁能告诉民工？是不是社会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途径？

　　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各地还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措施。但是，至今民工讨薪无门、讨薪遭受暴力事件不断、“跳楼维权”频频发生的现实告诉我们，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依然严重。

　　既然社会高度重视解决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既然社会都认为这一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那么，社会就有责任把民工讨薪接管起来，把民工讨薪从个人维权中解脱出来，承担起为民工讨薪的义务，让民工讨薪能够更多地借助社会的力量。

　　政府能否建立一个专门的民工维权社会救助电话号码，如110一样，民工们遇到了被侵权现象，都能够方便投诉并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

　　政府能否明确专门的民工维权协调保障机构，及时援助遭遇不公正待遇的民工，成为民工维权的坚强后盾？

　　政府能否规范解决民工维权问题程序，使每一个民工清楚政府帮助他们维权的责任和义务、操作程序？

　　社会能否建立专门的司法渠道，方便解手民工维权投诉，能否制定专门法规，加大对拖欠民工工资行为的惩罚力度，加大对被拖欠工资民工损失的赔偿力度，使拖欠民工工资者将会加倍受处罚，民工能够获取加倍补偿？

　　总之，社会有责任帮助民工维权，有责任建立一个有效的帮助民工维权的援助机制，有责任告诉民工一个方便、可靠、有效地维权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