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高度重视设计合理的社会保障水平

　　黄范章

　　阿萨尔·林德伯克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长期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1975-1995)，从1969年起担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成员、后任该委员会主席达15年之久(1980-1994)。4月下旬他应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并在《博鳌亚洲论坛》和《改革开放论坛》联合举办的“中国和平崛起”分会上发表题为“一个局外人看中国 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讲演。他在会后到天津参加南开大学百年校庆活动，并到北京进行学术交流。

　　我跟林德伯克教授相识20年。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往林德伯克所主持的国际经济研究所做了两个月的研究与考察，1983年由社科学院经济研究院(当时我任副所长)邀请他来北京、上海等地讲学。今年是他第二次访华。事隔20年，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感到惊讶。他虽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以渊博学识和精湛造诣，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发表了不少非常中肯的意见。我不仅应邀在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上给林德伯克的讲演作评论，而且全程陪同他在津、京的活动。现愿将他访华期间发表的一些重要观点介绍出来。

　　中国应警惕新的隐蔽的保护主义

　　(1)林德伯克教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作了积极评价，特别是认为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比日本、韩国做得更有成效。不过，他也提醒说，“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最严重的国际威胁”乃是来自发达国家在所谓包括“劳工标准”在内的“社会条款”掩饰下的隐蔽保护主义。他指出，对中国来讲，抑制这种隐蔽的保护主义的最好办法，就是和其他采取外向型战略的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应对。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和发达国家拥有同等权利根据本国条件来决定如何使用有限资源来改善劳工条件和确定工资水平。

　　从历史上说，过去总是落后国家对先进国家的经济扩张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实行关税的或非关税的各种壁垒；现在却反过来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利用各种借口或口号，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呢？因为过去发达国家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它们鼓吹“自由贸易”，以反对落后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现在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潮流，经济全球化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利用各种资源，而发达国家早已进入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society)，转向以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制造业失去优势而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跟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工业化相结合，使发展中国家(地区)逐渐成为一般制造业的生产基地和制造品的供给者。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这种国际分工与合作格局，使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得到有效利用，使它们的广大消费者和家庭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大量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地区)通过引进资本和技术，使经济得以发展和人民生活得以改善，而发展中地区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以及广大新兴市场，可以跟发达国家共享。这种国际合作，会实现两利双赢。当今发达国家(地区)所兴起的这种新保护主义，是跟经济全球化及其所要求国际合作背道而驰的。林德伯克教授对这种新保护主义持批评态度，表现出一位杰出经济学家的科学态度和正义感。

　　林德伯克教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作了很高评价，但也对进一步改革国企提出了进言，主张认真清理国企中的政企关系，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他作为社会保障问题的世界知名专家，对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特别关注。

　　中国国企应加速职能转变

　　(2)林德伯克教授认为，中国的国营企业仍在从兼有生产单位和“微型福利国家”双重责任的状态向单纯生产单位状态“转变”之中。他认为应加速这种转变。他所指责的“微型福利国家”(min-welfareState)现象，是指我们通常说的“企业办社会”现象。他强调，如不从“双重”职能中摆脱出来，企业经理部门就不可能集中精力从事生产与经营。

　　我国企业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克服“企业办社会”的现象，要把企业过去承担的各种社会职能(如托儿、学校、医疗、养老、失业、救助等)逐步转化为专业的社会事业。最近，中央决定，中石化等几家大型国有企业从过去承担的各种社会职能中解脱出来。对国企来讲，各种社会责任中最重要、最繁重的一项就是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和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中国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借鉴国外经验，在1997年就明确以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为自己的目标，并明确要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由于中国地广人多，各省、自治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统筹目前先实行省级统筹。不过，林德伯克教授在讲演中强调指出，如果按地区(省或县)进行统筹，会使社会保障的收支标准及其他福利待遇方面存在差别，不利于劳动力流动。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我在1993年曾发表文章《建立全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认为这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需要。目前，建立省级统筹应是走向全国(全社会)统筹的中间步骤。值得强调指出的，林德伯克教授在讲演中建议中国须注意“在建成全面的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前，切莫轻易破坏非正规的传统福利安排，以免引起社会动荡。”这个善意的忠告，值得我们记住。

　　中国社保制度应注意“收入保护”

　　(3)林德伯克教授根据欧洲国家的经验，认为建立全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是必要的，但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须注意“收入保护”问题，尤其要注意别把社会保障设施弄得过于“慷慨”，过于“慷慨”反而会伤害了人们的积极性，损害经济活力。这个意见也非常中肯。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进行了十多年，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把原先由企业承担的社会服务(养老、医疗、失业等)变成社会化事业。在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我们遵循的原则是“广覆盖、低水平”。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社会保障制度所要覆盖的不仅有城市职工，还有几亿农民、城市下岗职工和失业者以及来城市做工的“农民工”。所谓“低水平”，即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目前仅1000美元，无力负担更多的福利开支。然而，福利开支不能过于“慷慨”(generous)，主要原因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而在于不能损害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形成“惰性”或“泄气”(dis-incentive)，造成资源浪费，损害经济效率。要注重“公平”，更须重视“效率”。即使20年后，中国人均DGP达到3000美元，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的任务，也须注意福利设施不应过于“慷慨”。我们知道，如瑞典、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在70-80年代曾因追求“福利国家”(welfarestate)而导致高福利、高赤字、高浪费、低效率的“经济病症”。甚至在美国，福利开支过大也曾是引发70年代“滞胀”(stagflation)、导致凯恩斯主义(Keynesism)危机和“供给学派”(supply-sideEconomics)兴起的原因之一。林德伯克教授是最早揭露、“诊断”“瑞典病”(swedishdisease)的知名经济学家，记得我1982年在林德伯克主持的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时，曾多次与他讨论过这方面问题，并在我的《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一本著作中已对“瑞典病”做过介绍和论述。

　　林德伯克在这次访华期间也多次指出，欧盟大多数国家至今仍受累于过高的社会保障水平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例如，在荷兰，竟有高达12％的人在享受政府的残疾津贴；在意大利，尽管法定退休年龄为63-65岁，但相当一部分竟在55岁时就选择了退休；在荷兰、挪威和瑞典，常年都有8％的人请病假，并且每年都有同样比重的人选择提前退休。很明显，欧盟国家过于优遇的社会保障极大地削弱了人们的工作热情，导致失业率长期上升，损害了经济增长。林德伯克强调，对于正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的中国来讲，重要的是保持工资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机制，以保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和提高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必须高度重视设计合理的社会保障水平以包容经济激励机制。他强调欧盟目前不可持续社会保障制度不可取，应极力避免重犯瑞典发展社会保障制度过快、水平过高而损害经济激励机制的错误。他关于社会福利设施既必要而又不宜过于“慷慨”的意见，是作为欧洲国家的严重教训来谈的，值得珍视。

　　中国社保基金应建立社会基金

　　(4)中国根据本国国情，并参考了国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特别是新加坡、智利等国的经验，确定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制度是把社会互助与自我保障二者、把公平与效率二者结合起来。林德伯克教授对中国把个人账户结合进来很赞赏，认为这比“现收现支制度”(apay-as-you-gosystem)更有利于金融稳定以及实行“收入保护”(incomeprotection)和经济激励(Economicincentive)二者。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林德伯克教授认为，社会保障基金有两种管理办法可供选择。一是建立由行政部门控制的单个中央基金，另一是由非行政部门控制的数个分散的社会基金；他认为，后一种个人账户基金的管理形式，引入竞争机制，要比单个中央基金管理形式更符合市场经济要求。

　　就中国目前的实践看，社会保障基金，是由政府专设的有关部门(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就目前情况看，棘手的问题之一是个人账户上的“空账”(只存虚名，实无资金)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是国家财政对职工个人的负债或历史欠账，二是个人账户上的资金有些被挪作他用。我个人认为，为了解决这个“空账”问题，林德伯克教授的上述意见，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林德伯克教授上述意见，使我想起20年前，即80年代初他曾极力主张建立分散的多种“公民基金”(citizenFund)和“多元主义”(pluralism)的主张，反对由瑞典工会组织集中管理的“职工投资基金”(EmployeeinvestmentFund)计划，认为这种管理方式容易形成一批“工会官僚”，而使职工失去对资金的实际控制。他的观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我结合在美国对“养老基金”(PensionFund)、共同基金(MutualFund)、投资基金(investmentFund)、投资银行(investmentBank)等金融中介机构的活动所作的研究，自1989年以来一直主张不仅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还进一步建立“养老金基金”、“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并使之成为一些国有企业的主要投资者，在国有制之外形成新的公有制形式，且引入竞争机制；这些机构投资者和国有资金经营公司一道介乎国有资产掌管者及国有企业之间运行，形成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国有投资公司、国有企业组成的三层次国有经济和社会所有制体系框架。(见拙作“股份制是实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好形式”，刊《经济研究》1989年第4期。)我的观点，被有的海外学者称之为“基金社会主义”(FundSocialism)或“金融社会主义”(FinancialSocialism)。中国改革的新发展，使我更加认为林德伯克教授关于“公民基金”和“多元主义”的观点，对于我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探讨多种公有制形式，对于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无疑是很有参考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