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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兴庭
一个擅于完成各项收费任务而被评为先进的村支书，却是一个乡村恶霸。这个名叫张金彪的村支书是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袁集镇宁大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不仅仅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发家致富，甚至一系列的暴力执法中能够喊出“要打就打死，大不了赔两万五万的”的豪言壮语。而且，他也真正做到了“言行一致”，在一宗占地补偿费而引发的争议
中，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残忍地将本村村民王勇杀害。（《南方都市报》7月5日）
“村霸”，是现实农村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角色，他们扮演的不仅仅是耍流氓、坑蒙拐骗等无赖角色。“村霸”的心狠手辣一旦与国家权威相结合，试图为其暴力行径寻找合法、合理的依据时，这种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合法暴力”才是真正最可怕的。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既然存在“恶霸村支书”，就必然存在“恶霸村支书”的发生土壤。我们都明白，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公共行政的动力来源于利益的驱动。这种政府“经济人”角色冲动下的乡村治理，如果不加控制，不可避免就会染上“暴力行政”的恶习。在安徽阜南县袁集镇的这个案例中，杀人的“恶霸村支书”张金彪就曾被评为2001年度先进党支部书记。原因是什么？“镇里喜欢‘雷厉风行’的干部，也不管做事的方法。只要完成收费任务就是好干部”。这种政府“经济人”倾向下的干部评价标准，是“恶霸”变成“村支书”、“好干部”的动力和源泉。
一个小小的村官，谁给了他这么大的胆子？如果能够以“无知者无畏”一言以蔽之的话，这只能算是一个平常的刑事案件。但事实却并不是如此，他背后复杂的关系网络，正是这位恶霸村支书赖以生存的基础。按照政治学者福柯的解释，权力作为一种资源，它的本质是一种相互交错的网络，一种关系。一个小小的村官，他的权力并不大，也不可能如此的嚣张。但当他处于一张巨大的权力网络中时，就可以随时凭借这张网络的力量控制或支配他手中的“猎物”。“张金彪当上村委副主任那一年，集镇党委书记王信林是张金彪弟媳妇的哥哥。”“张金彪在阜南县检察院、阜阳市交通局、阜阳市电信局都有亲戚。”
从1995年到现在，这个村庄有近十年的时间被一个恶霸把持着。面对各种各样的上访，张金彪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壮大了。“信访办的人还把温家宝的签字给我看，但转到地方就没用了”，中央的权威就这样被一级乡镇和一个恶霸轻而易举地化解了。难怪张金彪能够这样有恃无恐。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又能够把状告到哪里去呢？孟德斯鸠曾作过一个对人类政治生活经典型的理论预设，他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即使是一个村官，他的权力再小，但是如果不加以控制，它也会被没有边界地滥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打人的恶习被发扬光大，似乎也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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