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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尚
因为今年非典疫情被认定是“重大责任事故”，作为“问责”的结果，责任人之一、原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辞职”。
和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有官员因为失职而“引咎辞职”不同，在新华社报道中，对
李立明的辞职是这样表述的：“卫生部决定，对此次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分管副主任分别给予行政记过、记大过处分，并同意其辞去主任、副主任职务”。显然，李立明的“辞职”并非“引咎辞职”。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说，7月2日中午，李立明一方面对记者表示“由于今春非典事件给社会造成了一些影响，作为中国ＣＤＣ主要负责人，的确负有领导责任，”一方面又说“我是自愿辞职的”。随后，李的助手给记者打电话强调说，李并不是“引咎辞职”。
既然承认“负有领导责任”，当然是有“咎”在身；再加上李立明的辞职是“自愿提出”，这恰恰符合“引咎辞职”的本意。可他为何又极力回避“引咎辞职”呢？回头想想已经处理过的“引咎辞职”案例，就会发现，李立明的辞职和其他一些官员的“引咎辞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目前一些地方的“引咎辞职”大多实际上是被上级组织责令“引咎辞职”的。因为到目前为止，除了李立明，似乎还没有见到有哪个失职官员“自愿提出辞职”的消息。
“引咎辞职”，本应该是官员基于对自己职责的自觉而做出的选择，这种自觉不仅表现在履行职责“天下太平”时的努力工作，更表现在发生问题后的自觉担责。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出了事，官员就应该有一种“我辜负了公众期望”的愧疚感，有一种“我是不是不适合再继续干下去了”的自我检讨，有了这样的责任自觉，辞职就可能是一种最好的“赎罪”选择。
正因为像李立明这样有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他的“自愿辞职”也就值得褒扬。也正因为他有了这样难得的自省，和有的失职官员赖在官椅上不走等待上级“责令”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他才再三申明要和“引咎辞职”者划清界限。
失职官员的引咎辞职，是官员承担行政责任基础上的道义责任，这种道义责任需要官员内心的自我反省，外力是无法强迫的，所以这种决定更多的是官员的个人行为。当官员个人提出后，其上级才对该官员的辞职请求进行研究，看是否要接受他的辞职。去年时任香港保安局局长的刘淑仪、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辞职时，先向公众（媒体）发表辞职声明，后来特首董建华才决定接受他们的辞职请求。现在一些地方的引咎辞职往往来自于上级的决定，有些甚至是把“免职”换了一种说法而已，这和“引咎辞职”的本意相去甚远。
李立明有“咎”却再三申明不是“引咎辞职”，提醒我们要对引咎辞职制度进行重新审视，厘清“自愿辞职”和“引咎辞职”的界限——让“自愿辞职”者光明正大地辞职，倡导官员勇于为自己的失职自觉担责；让“免职”替代“责令引咎辞职”（公务员条例中对公务员的处分本来就不包含“引咎辞职”一项），显示国家依法治吏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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