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大宅门（连载）

　　陆士虎

　　七

　　刘氏四兄弟中，不能不提的是老二刘锦藻。

　　由于老大刘安澜早逝，刘锦藻就成了“安”字辈的代表人物。刘锦藻（1862———1934），原名安江，字澂如，号橙墅，晚号坚匏盦，光绪甲午科进士，1901年授四品候补京堂。他虽称为“进士商人”，但具有维新思想，与状元张謇成为至交，还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张謇等创办的“强学会”关系密切，是其重要成员汤寿潜（光绪十八年进士）的挚友。“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临朝专政，清查“强学会”，汤寿潜逃出京城，秘密潜回杭城。刘锦藻却推荐他出任浔溪书院山长（相当于院长），传播新学。在刘锦藻的引荐下，汤寿潜结识了南浔庞莱臣、周湘龄、蒋汝藻、张钧衡等商贾名流。

　　刘锦藻在苏、浙、沪商界享有较高的声誉，虽常与洋人打交道，但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毫不含糊。如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美国传道士恒特立等因圈地建教堂，强占“海岛”（今湖州市区人民广场一带）、尊经阁、颜鲁公（颜真卿）祠、曹孝子祠等屋地60余亩，激起当地民众的强烈反抗。但美国传教士却变本加厉地把强占之地扩大一倍！刘锦藻挺身而出，毅然与张增熙（张静江长兄）等几位代表受湖属七县（乌程、归安、安吉、武康、长兴、孝丰、德清）民众之托，先向县衙要求丈量并归还土地，但知县却称“力弱不敢受理”。后又上诉浙江巡抚署、清廷总理衙门、美国驻沪领事馆、美国驻华大使馆，均以“洋人讼案”或“地方小事”一推了之，甚至不予理睬。据说刘锦藻等还告至美国议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以美国教会败诉告终。刘锦藻在这场历时数年、几经周折的涉外诉讼中，不畏不私，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有勇有智，体现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和卓越的才华，开创了中国人在美国打赢官司的先例。

　　刘锦藻最值得称道的是，阻止清廷把铁路权让给洋人的事。二十世纪末，浙江掀起了全国发动最早、成效最大的拒款保路风潮，而这场风潮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就是以刘锦藻为首的湖州、南浔财团。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国驻华大使向清廷提出由英商承造苏杭甬等五条铁路的要求，英商怡和洋行及汇丰银行与清铁路总办大臣盛宣怀秘密签订《向英提出借款修筑苏杭甬等五铁路》草约，后因义和团的兴起，英国方面又未按约“从速”勘路，加上各地自办铁路的热潮风起云涌，迫使清廷迟迟未敢签订正约。7年后（1905），美国商人培坎又谋夺浙赣铁路权。是年7月24日，浙江十一府各行帮、家族巨头及其代表160人集会，确定自办铁路，推选汤寿潜、刘锦藻为浙江铁路公司正、副总理。南浔的张宝善（张静江之父）、张增熙（张静江长兄）和邢墭、邱炳圻、蒋汝藻等人为董事，周庆云和李松筠（湖州人）为监事。在浙籍京官军机大臣王文韶的支持下，清廷为缓解矛盾，批准苏浙自办铁路，责成盛宣怀撤废草约。

　　汤寿潜、刘锦藻采取认股和购股的方式，不仅倡议有钱人认购，而且动员“农工各界，缩衣节食，勉尽公义”。大家抱着一种爱国思想，“谓我工速，即外力无由内侵。”在浙江商股中最占实力的湖州财团内，南浔“四象”之首刘家为第一大股。由于刘锦藻及其家族的表率作用，南浔丝商竞相认股购股。全镇共认购者33户，其中刘家近20户，“四象”之一张家4户，“八牛”的邢家、金家、邱家、周家等多则3户，少则1户。刘锦藻曾说：“吾郑资此中，及招戚友之股，约近百万金。”

　　光绪三十三年（1907）9月，英国又对清廷施加压力，强迫清廷签订150万英镑借款合同，出卖路权。9月14日，时任浙江铁路公司副总工程师汤绪（湖州人）开始绝食，29日身亡。由刘锦藻等倡办的浙江高等学堂学生邬纲、姚定生、叶景荣也相继效法殉路。汤绪等人殉路的义举，更加激起广大民众的爱国激情，声势浩大的拒款保路风潮席卷苏浙。10月12日，汤寿潜、刘锦藻召开浙江铁路公司股东大会，成立“国民拒款会”（这是国内首次成立的群众性保路机构），通电全国，上书清廷，提出了罢市、抗租、抗旨等口号。江苏、安徽、福建、四川、广东、广西、湖北、湖南等14个省市48个府县纷纷向浙江铁路公司认股购股，“杭州的挑夫，上海的优伶，绍兴的饼师，甚至各佛寺的僧人，教堂的教徒以及拱宸桥的妓女，无不争相认股，连大中学生也当场将零用钱倾囊交出，用以购买售价五元一张的股票。”到1907年底，认购铁路股款高达2300万银元，几乎相当于英国借款数的两倍！此事震惊朝野，逼使清廷不敢贸然签约。

　　光绪三十三年（1907），刘锦藻发起成立浙江兴业银行，集资100万股。其中主要股东庞元济、张澹如（张静江之弟）、周庆云等都是南浔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为抵制洋人经济入侵而成立的银行竟成为中国最早的商办银行之一。它以振兴民族工商业为已任，中国近代比较著名的民族工商企业几乎都与它发生关系，很多企业得到它的支持，赖以摆脱困境。在汤寿潜、刘锦藻主持下，宣统元年（1909），沪杭铁路接轨通车了。沪杭铁路工费之低，工程质量之高，为中外所公认。平均每里工费不过1.8万元，仅及沪宁铁路工费的三分之一，而“平稳坚固，实较沪宁为胜。”郭沫若对此事的评价是：其后发生的推翻清政府统治导火线的四川保路运动，实际上是沪杭甬争路事件的复写和扩大。

　　（未完待续）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7月05日 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