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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第6城市群》专刊的邀请，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泠一博士等一行，于6月底和本刊的两位采编人员一起踏上了浙江省嵊州市的土地，进行了为期两天的采风活动。
促成此次嵊州之行的动因，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这个财政收入不足10亿元的县级市，去年一年的农业投入竟达23个亿！大投入带来嵊州农业的丰厚产出，恐怕相当地得益于当地领导的创新思路：农业不是弱质产业。
两天中，我们访问了当地农产品加工园区中的一景乳业、华发茶厂等龙头企业，也参观了尚在建设中的休闲农业基地，耳闻目睹了23亿元投入与当地农业资源相结合的生动实例。尽管嵊州的农业产业化其路修远，当地企业家的资本意识也有待提高，但事实已经向人们显现，农业的优质资源一旦被盘活，它所释放的能量将不容小视。
这些年每次到境外考察，东道主总是热情地安排参观他们的农业发展项目。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去了解一下中国东部的农业发展情况。所以我的脑子里对中国的“三农”问题一直缺少感性认识，当然由于科研分工不同，并没有人要求我研究“三农”问题。然而，我在上海社科院接待的海外知名经济学家们在今年以来都开始频繁地和我讨论中国的“三农”问题。听到他们对于中国“三农”问题的真知灼见，又发现他们对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如此熟悉，每每感到汗颜。所以也下了决心去关注一下中国的“三农”问题，全国人大也通过了关于“三农”问题立法的决定，更促使我去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我没有勇气去“三农”问题特别严重的地方考察，总想看到比较积极的一面，所以选择了东部地区的嵊州市作为我观察的微观对象。嵊州是天下知名的越剧之乡和领带之乡，离上海约有三个小时的高速公路车程。嵊州有着农业文明的深厚底蕴，越剧就是那个时代文化精髓的缩影。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浙江涌动创业潮，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嵊州因此而造就了自己的新名片———领带之乡。可以说，领带之乡的内涵，实质上是农业资源向工业资源转轨的一个基本路径。那么，如果说越剧和领带代表着两个时代农业文明进化成果，在新的世纪、在中国已经融入世界潮流的今天，嵊州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又将如何显现呢？这是我此行最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一行考察了几家当地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也拜访了王羲之最后的归宿地甘霖镇，还参观了一个风景很美但却没什么知名度和游客的风景区。其间，还和当地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作了较为深入的交流，他送给我一本书———《绿色的希望》，这本书主要是谈当地农业如何迈向国际化和品牌化的国际思路。这本书改变了我原先对于农业主管干部的一些看法，因为作者基本上是当地各镇主管农业的副镇长，不少调研报告不比社科院搞的专项调研报告水平低。打听下来，原来这些副镇长们大都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在基层也苦干了十余年，如今有了为家乡做事的机会。至于书名《绿色的希望》，则是当地的干部们希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毁灭千百年来赖以为豪的绿色山水，同时也能够实现绿色农业的理想。
这里我需要补充的是，农业本身也是可以产生污染和资源过度消耗的。如化肥的使用，农产品的粗加工，灌溉时的水资源浪费以及投入产出的不对称性，都是东部地区农业发展思路中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环节。所以，农业并不因为农产品是绿色的就可理解为是绿色农业。而绿色农业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在农业领域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朴素提法。第一天晚上，我就手不释卷，大致了解了一下当地的农业发展思路。不过第二天，我和当地的农产品加工业的经营者们深入交流之后，感到还是有些思维盲区有待填补。否则的话，东部地区的农业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代农业的精髓实际上是要求农业与资本、农业与标准、农业与文化相融合。我这里强调的资本并不是直接投资，而是指间接投资。间接投资包括金融机构的政策性投资、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国际组织的援助性贷款、二板市场上的农业风险投资、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股权与债权转让以及政策性保险公司的相关运作。然而，当地经营者的理念和融资习惯，基本上还停留在直接投资上。我的感觉是由于农业是微利行业，要想大规模吸引直接投资，难度将越来越高，因为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对于民营资本更是如此。
关于标准其实是中国农业的软肋，也是中国农产品出口最容易受伤的中枢神经。发达国家早就对农产品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标准化管理，而标准体系在国际市场而言就是欧美标准，这也就是中国农产品出口老是遭遇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原因。我这次在嵊州，和当地的企业家聊起欧洲标准，他们都是一脸的茫然。我不知道是我缺少知音还是他们缺少国际竞争力，但愿我下次再去嵊州，能够听到他们进军欧洲市场的消息。关于文化与农业的融合，我将在下期具体阐述。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7月05日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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