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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开始的“ＷＴＯ冲击”出现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在5年多世界贸易和资本一体化的潮流中有了许多新的感悟。例如，那时我们担心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金融、电信、汽车等行业会面临严重的外部竞争性威胁，这种外部威胁甚至会大到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程度，因而这些行业及政府相关部门都在忧心忡忡地思忖对策。然而，事实证明，加入ＷＴＯ这个“经济联合国”后，中国在抓住这一历史发展机遇的同时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来自于自身——来自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和迅
速变革的经济基础而明显滞后的生产关系（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习惯及观念），来自于市场经济发育初期所固有的各类内生性结构矛盾。
截至2004年6月份，ＷＴＯ成员中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国家依然是少数，欧盟和美国已明确表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一结果颇令人遗憾。
无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多快，无论中国外向经济比重已提高至何等程度，只要美欧日这几个主要经济体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我们的中国产品在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就会时时面临反倾销起诉的威胁。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把知识产权保护和反倾销起诉当成了应对中国可贸易商品竞争威胁的两件“利器”，而由这两种“利器”的运用给中国企业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迄今为止已难以估量。
从经济角度看，我们的决策层实际上就是国家的经营管理者，他们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在世界经济竞争中让中国能赚到更多的钱。现在，中国企业因为“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和知识产权问题在外向扩张时屡屡受阻，决策层就应该从战略和策略的角度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而所有这些调整都应服从让中国在世界上赚钱更多这一大目标。如果对这一大目标持有疑义，那么这些疑义的提出者的境界就有可能两极分化为：（1）高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2）低于于资产阶级早期重商主义。
外贸商品缺乏自主知识产权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差及其背后的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缺少有力的政策和资金推动。
至于“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不被某些国家承认则复杂得多。ＷＴＯ条款本来应是加入ＷＴＯ的各方通过谈判共同协商确定的，可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比如 “市场经济地位”的关键条款实际上操纵在少数国家手中。建立ＷＴＯ时人家就定了这样的条款，人家承认你就承认你，不承认你也没有办法。
不过也要看到，我国的经济的确确有些尚待攻坚的改革任务。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不能仅靠卖玩具、卖服装、卖集装箱等低端产品来赚取外汇，必须尽快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产品在可贸易商品中的比重。我们需要“市场经济国家”这个非常重要的名分和地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有了这个名分和地位，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开拓才能减少由非经济因素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
欧盟国家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理由有三点：（1）经济受国家干预太多；（2）法治不强；（3）公司治理不佳。而美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理由有两点：一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二是所谓劳工权利问题。美国和欧盟是两个自私且追求实利的经济体，它们的批评出自私利考虑，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美国在自己确定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六条标准中挑出这两条来批评中国，欧盟则在自己的五条标准中挑出这样的三条来批评中国，其间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在中国刚刚成为ＷＴＯ成员时，我们的领导层和经济学界就已经明确认识到：今后，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将进入由内部自觉推进和外部强制压力交互发挥作用的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们如果过度强调国情就容易使各地方、各部门滋生抱残守缺、阻碍改革的心理。
虽然中国在当年ＷＴＯ谈判时一些国家承诺给予中国15年时间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过渡容忍期限，但是，在国际贸易关系中，一旦发生中国企业同外国企业的利益冲突，一些国家就会以中国仍然不属于真正市场经济国家为口实，以反倾销起诉为武器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应对策略是用国情申诉的方式强调中国基本上成为市场经济国家而反对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体系性质的不公正指责。但这样做可能收效不大。可供选择的方案是在进行交易往来时据理力争，依法谈判，积极为国家及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同时加快改革步伐，尽快向公认的市场经济标准靠拢，从而使我国的企业能更方便地开拓海外市场，使中国经济更顺畅地融入全球经济循环并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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