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医药开发：前景广阔 现状尴尬

　　敦煌中医药文献是敦煌遗产的重要组成，经过临床应用，专家们发现，其中保存的上千件古代医方，仍可治病救人，不光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且还能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可目前的研究和开发现状却使人感到尴尬。

　　长期从事敦煌中医药研究的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妇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甘肃省敦煌中医药研究中心主任丛春雨教授说，尽管目前中国国内仅有甘肃省敦煌中医药研究中心等少 数几家单位从事敦煌中医药的研究和开发，但从已经进行的临床应用来看，这些有千年历史的古医方，显示出了不错的疗效，特别在妇科疾病、外感热病、心脑血管疾病、传染病的治疗上得到了广泛应用。

　　兰州菁华苑名老中医诊疗中心就是一个以敦煌中医药为特色的治疗门诊，由于有专门从事敦煌中医药研究的专家坐诊，每天都有许多患者前往就诊。丛春雨教授说，用敦煌医方治病救人，并不是古医方简单的重复再利用，而是汲取其中医药思维和精华，结合现代中医药理论和药物进行综合诊断和治疗。

　　敦煌医方是敦煌医药学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5万余卷文书中，截至目前，研究者已发现88卷有关中医药的文献，去除重复部分，光手抄医方就有1024个。这些隋唐五代时期医学家们留下的经验医方，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括了内、外、妇、儿、耳、鼻、喉、眼、口腔、皮肤等各科疾病，此外还有美容方面的方剂，如面脂、乌发、洗发、香衣等。

　　丛春雨教授说，从这些医方本身可以看出，远在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古人在药物剂型使用和用药种类上就已非常多样化，在民间，中医药已经在临床各科中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敦煌保存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时至今日，仍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敦煌医药的临床应用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此之前，学者们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了相关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上。1919年，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发表了《中国本草学的起源与神农本草经》一文，首揭敦煌中医药学研究序幕。此后，中国学者陆续加入进来，丛春雨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光主持完成了对敦煌中医药学研究具有奠基作用的《敦煌中医药全书》，而且还率先开始了敦煌中医药学的实验室研究和临床应用开发。

　　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文献研究还是临床应用来看，敦煌医方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有着巨大的价值和开发潜力，但当正视目前的研究状况和开发进展时，人们却感到了丝丝尴尬。

　　丛春雨说，由于只是敦煌学的一个分支，并带有很强的专业性，多年来，中国敦煌中医药研究单打独斗的科研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参与此项研究的国内学者，目前只有约10个，而且分散在全国各地，他们只能将主要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在了基础文献的研究上。

　　研究上不了台阶，开发也就力不从心。上世纪80至90年代，甘肃中医学院曾一度将敦煌中医药研究当作科研特色来抓，并率先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合作，进行了敦煌医方敦煌孕宝的实验室研究，可正当人们为这一巨大的进展和成功实验感到欣喜时，却受资金短缺影响，研究成果始终停留在了实验室里，至今没有进入实质性的产业开发。其结果是：目前所谓已有的临床开发，只能在专家门诊中尴尬地实践。

　　尽管如此，海外华人、研究者和医学界对敦煌医药却非常关注。丛春雨教授说，多年来，他先后被邀请前往港台地区、日本、英国等地多次讲学，并被聘为澳大利亚中医药学院、英国东方医学院客座教授及日本株式会社高级中医药顾问，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意想不到的重视和欢迎，这种状况国内却是少见。这一巨大的国际影响，很少引起国人的足够注意，而这恰恰是敦煌中医药开发的巨大市场空间。

　　针对敦煌中医药研究开发中缺人才、缺资金投入、缺少政策支持的现实，丛春雨教授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有选择性地在高等院校、医疗卫生部门开设敦煌中医药学课程，首先从教学上让人们了解和认识这一珍贵的遗产，从而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二是建立相关专业性研究机构，整合科研力量，改变目前学者们单打独斗的局面；三是通过政府投入或民间融资，解决敦煌中医药开发中的资金短缺问题，使其产业开发迈出实质性一步，改变目前专家通过坐门诊来进行临床实践的尴尬局面。作者：王艳明作者单位：经济参考报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发布日期：2004-7-3星 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