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发表看法的多了，过热不过热、加息不加息，升值不升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反映无所适从，究竟听谁的呢?实际上，这是好事情，计划经济时期只有一个声音，所有的论述都是围着主流转，现在声音多起来，失误可以少一些。
美中不足的是，有些研究问题的方法有缺陷，搞得人糊里糊涂，等弄清楚他说的是什么，也就明白了等于什么也没说，或者说了等于白说。
一是求洋，动辄引经据典，把西方经济学搬来说事。笔者看过一篇研究失业率与增长率的文章，列举从英美到法德，从工业革命到1929年大萧条的状况予以对比，得出的结论一看就有点荒唐。仔细想想，经济增长率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呢?中国的劳动力供给相对于需求而言是无限大的，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刚刚提供一百万个就业机会，农村一出来就是几千万民工。解决中国三农问题需要减少一半农民(大约4亿)，这是多少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呢?四百个百分点！归根结底，人口问题决定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具有特殊性，绝不是单纯西方经济学能够解决的，还必须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些论文大约只能评职称用。
个别的经济观点很难说有多大价值，为什么呢?有理论，没实践。当独立董事的多，与企业家交朋友的多，但对企业实实在在调查研究的少。当年，梁漱溟搞过乡村试验，费孝通也长期在云南潜心研究中国的农业社会和社区，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著作等身，成为大家。现在，笔者知道茅于轼老先生搞了一个小型助农贷款。
可能与教育改革的导向有关，要评职称，申请项目，谁来潜心搞实践呢?肯定把评教授耽误了。学校改革了，要多少篇文章被收录，多少项目，外语要如何如何。说句玩笑话，袁隆平要在大学里，可能就被淘汰了。若淘汰之后，再锲而不舍搞出杂交水稻来，那才让人哭笑不得呢！决非笔者夸张，杂交水稻之父始终没评上科学院院士，不就是因为外语不过关么?若干年后的大学，如果只有博导，没有大师，怎么办?在电视里目睹张岱年、汤用彤、季羡林北大红楼诸大师风采，感佩不已，但愿大师不是绝版。
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求繁琐，不是把问题变简单，而是越弄越复杂，图、表、模型、公式、拟合、回归琳琅满目，让人晕头转向。现在，机构越来越重视草根研究，从上市公司层面做解剖麻雀式的研究。笔者曾看过一篇化工板块研究报告，通过预测聚氯乙烯等各种化工产品的价格走势，算出上市公司的未来收益，再定位上市公司的股价，言之凿凿，有理有据。可是，在方法论上经不住推敲：对于研究人员来说，预测股价虽难，毕竟比预测化工产品价格要容易，通过研究化工产品价格走势来分析上市公司的预期收益，进而研究上市公司的股价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即使每种产品的预测都正确，还是难免有误差，误差层层叠加，可能就成了错误。看来，还是用技术分析预测来得直接。可技术分析人人都懂，门槛太低。
究竟是技术分析重要还是基本分析重要?都重要，也都不重要。好比斧子和刨子哪个重要?要看在谁手里，也要看干什么用。笔者倒认为靠基本分析研究股价更像是以气驭剑，或者说，基本面首先是一种修养，而不是一种方法。如果定义为方式方法，那就是剑的招数，而招数可能不如技术分析来得纯粹。
人之所以要用方法，是为了把问题弄简单，而不是越弄越复杂。比如，搞个模型或者公式，来预测股价，谁能比得上发明微积分和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牛顿在股市上赔得一塌糊涂，最后被迫出任皇家造币局局长，来缓解自己的财政窘境。
爱因斯坦说过，世界是简单而和谐的。对于投资者来说，毋宁把市场看得简单些，直接一些，别把问题弄复杂了。对做学问的人来说呢，不说了。上海证券报张晓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