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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兴庭
“上海出租车几乎全是桑塔纳，武汉满街是神龙富康，长春则是一汽捷达为主。”在商务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全国28个城市对外来产品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市场准入限制或歧视。在地方保护的壁垒下，地区封锁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增加以及流通效率的降低，已经成为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主要障碍。
地方保护不是一个新问题，然而，到今天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过去，地方保护主要是在一些衣食等日常生活用品上，保护范围也主要在县市一些基层。而如今，地方保护主义已从消费品领域扩展到汽车、航空运输甚至投资领域，保护范围也从县市一级扩大到地市级甚至省级。各种汽车大战和投资、招商的恶性竞争的背后，地方“高层”背景总是若隐若现。
美国学者哈丁曾在1968年提出了著名的“公地悲剧”。假设有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的牧场，站在经济人的角度，毫无疑问，牧羊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而增加更多的牲畜。这样，“公共牧场”将在牧羊人无节制的放牧中走向毁灭。从“公地悲剧”看全国统一市场中的地方保护，也是如此。全国的市场犹如一个开放的牧场，而地方政府作为他们地区“羊群”的“理性牧羊人”，为了税收收入的最大化，他们更期待自己的“羊群”能够长得更大更肥。市场也是一种稀缺性的资源，恶劣的竞争和毫无节制的使用将导致市场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全国市场一盘散沙的局面终将使市场毁灭性地崩溃。
然而，“公地悲剧”的最大“悲剧”远远不是“资源的损害和配置的无效率”，而是激励人们去破坏，去毁灭。身处其中的牧羊人谁都知道过度放牧的后果，但却又无能为力。因为公地是谁都可以使用，收益是自己的，而问题却可以留给大家。“市场资源”作为一种稀缺性的“公地”，你不进入别人就会进入，而收入终将为各个地方的财政收入所有。这是一个“囚徒困境”，在各个地方相互的市场博弈中，假如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毫无疑问会产生“地方保护”之类的逆向激励。
我们都明白，从长远来看，“牧羊人”这种毫无节制的利己主义动机对他们自己也是毁灭性的。而地方保护更是如此，没有哪个企业能够在保护中壮大，地方保护往往也只是一种虚假繁荣。当前的地方保护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往往是通过立法和各种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而使“地方保护”披上合法的外衣。从这个意义出发，长期以来我们的制度设计都是一种硬约束，惩罚固然令人害怕，但是，其实施成本的高昂往往使得它被架空。因此，笔者以为，在进行“打破地方保护”的制度设计时，更要考虑制度的“诱导”功能。通过制度的软约束，使得实行“地方保护”成本比不实行“地方保护”成本更高。
(晓航／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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