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另类是否也尴尬

　　——就中国纪录片选题的一点看法

　　方洋

　　从《最后的山神》到《三节草》，从《婚事》到《包荷花》，这几部边缘和另类的纪录片让我们了解了大兴安岭鄂伦春族人独特、原始的生活方式，河南农村遗留的风俗——走 婚说媒，和嫁到梭罗部落去的肖淑明经历了几十年怎样的坎坷重新回到成都。中国神秘而又独有的文化资源同其他罕见文物一样被全世界关注，边缘的、另类的、独有的慢慢已不成为希奇，旁人看够了，这些“独有”被暴露于荧屏镜头之上是否也会觉得“尴尬”呢。

　　阿姆斯特丹、慕尼黑等世界性的纪录片电影节似乎“偏爱”着中国古老神秘的原始文化和惊心动魄的真实，而我们的纪录片大师们之所以能首先在国际电影节上屡屡获奖，是与有关另类、奇异、边缘、少数、反朴归真的题材分不开的。

　　视角的选择与动机的不同使得纪录片的效果完全不同。80年代末产生的新纪录片运动是属于体制外的“边缘纪录片”，这一类纪录片摄影师的镜头往往隐身“地下”，他们大多是独立制片人，边缘、地下、民间是他们的代名词。他们愿意选择另类、关注少数，或者是日常生活的书写和行为艺术的实验。个别人的作品虽然与另一类纪录片——电视纪录片能够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但是由于后者栏目化商业化的约束，使得这些人无法张扬自己的个性，于是仍然停留在边缘状态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有这么一种说法，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才能使中国纪录片走向世界。而所谓世界语言就必须跨越各民族间的巨大文化差异找到人类共通的东西，透过作品表面的观看，深入到人类本质层面。中国电影作品挖掘边缘和弱势的原因大概也出于此。

　　中国的纪录片缺乏一种表现中国最新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长久不衰的传统技艺，更缺乏表现人类普遍的状态。自然、战争、科技是中国很少尝试的领域。

　　我国纪录片选题基本上局限于人类学这个领域。对个人、少数关注应该延伸到对社会的关注，对生存环境的关注甚至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记录仍然保留原始生活习惯的少数民族、部落，或者是揭示他们即将被同化的危险，的的确确是对社会的关注，也是对全世界民族及种族命运的关注，但这些只单单是从人类学这个角度出发。

　　90年代以前，中国纪录片的主要关注对象是“群体的人”。进入90年代以后，开始关注个体的人、关注在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逐渐成为国内界内的共识。这确实是中国纪录片在认知上的一大飞跃。但是对重大社会变革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事件就关注的太少，选题面过窄，挖掘深度太浅，对社会生活的卷入程度还远远不够。

　　而在西方，社会热点是主要选题之一，在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以及法国南部举行的国际音像节，社会热点被列为大型报道片，与剧情片、系列片、音乐片等并列。这些反映社会热点的纪录片并非都对社会持批判态度，也并非全是曝光，大量影片只是记录一个公众关心的社会现象。例如记录欧洲人民被疯牛病折腾的惶恐不安，大批患病牛被宰割掩埋的时候，印度人却视牛为吉祥之物，载歌载舞颂牛，让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仰为全世界人类所了解。另外自然学科的纪录片在国内外也很受欢迎，1997年，一部以直接电影手法记录生活在森林里的蚂蚁、毛毛虫、蜗牛等小字辈生物生存状态的纪录片在法国上映，生动真实、感人肺腑，特别是两只蜗牛恋爱一段让不少观众热泪盈眶。在中国播放的《人与自然》是大家喜欢的节目之一，但是实际上它也是从国外引进的纪录片。ＢＢＣ出产的记录片《人体世界》费时两年拍摄，动用了七位导演，取材踏及欧美非，甚至远到太空，其中牵动之人力、经费和高科技器材难以计数。不过，此片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的态度和观点。该片在阐述科学之处能抱持谦虚与尊重，而观点方面，它采以纪录片的方式结合科学和人性，例如当片中谈论怀孕时，它观察的不是人体子宫或卵子的构造或功能，而是着眼于菲力普女士怀胎十月的过程；当探究死亡时，它并非说明器官的老化衰亡，而是用画面写下一位患胃癌的德国老人最后一年的生命历程。

　　当我们看自然世界，即使是结构最简单体积最小的生物也在争先恐后获得生存机会，与天敌抗争，在循环的四季里忙忙碌碌的时候；当我们站在一个更高高度看人类生存环境，看人类几千年战乱不断，与贫穷、邪恶做斗争，看着人类如流水线上无知的小鸡，在茫茫宇宙中渐渐失去自己独特的个性而成为一个模子出来的作品的时候，这时我们也许才真正了解到记录是一种令人清醒、认识自我的手段。

　　当我们的纪录师关心局部少数的时候，不知是否有想到一个更深更高的意义。也许一个边缘地带有一个快要消失的部落，是不是我们仅仅是看到或是知道将有一个种族要灭绝，如果将它放入历史长河中，这一场景与远古和未来时代到底有怎么样的联系，对整个人类史将是怎样的一笔呢？我觉得这是中国纪录片有点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