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经过讨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归纳起来包括10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 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华盛顿共识”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这一共识效果如何呢？用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韦斯伯特今年6月在《商业周刊》上的话讲，就是“华盛顿共识耽误了拉美经济”。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拉美经济改革的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不仅在拉美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整个第三世界也非常引人注目。有人称之为拉美大陆的一次“经济政变”。但总的来看，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还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1）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2）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3）民族企业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在开放度较高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尤为明显；（4）政府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社会陷于动荡与混乱之中，罢工和示威游行把经济拖向崩溃的边缘；（5）金融自由化导致一系列金融危机爆发。

　　由于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25年来已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而这一模式逐步被世界所认可。从今年4月以来，世界各国学者纷纷谈论“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

　　2004年4月，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提出，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5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库珀·拉莫的文章——《中国已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拉莫认为，“北京共识”有三个原理：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积极维护国家版图完整和利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拥有4000亿美元外汇工具。5月20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提出，中国经济成就可以确立为一种模式，它体现为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累积的方式，从易到难进行经济改革，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6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圣保罗接受记者采访时讲，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

　　概括地讲，世界各国学者达成的“北京共识”是：（1）、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应该由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任何由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都注定是要失败的；（2）、强调发展的包容性、兼容性，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它可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3）、强调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们，强调以人为本；（4）、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传统，并努力使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发展加以结合；（5）、强调发展的积累性、渐进性，通过累积效应发展自己等。

　　这种模式开始深刻地影响世界。例如：越南一直观察和学习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这种学习和借鉴的效果非常明显：越南经济从1993年以来，年均增长7．4％，仅次于中国，堪称世界第二。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发展，世界经济中“中国因素”在不断扩大，愈来愈多的国家其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联系度在提高，中国经济一旦打喷嚏，很多经济体就要感冒。

　　作者辛向阳

　　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