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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晓红实习记者喻向阳长沙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认为，中部地区要改变发展速度落后于西部，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的不利形势，应调整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才能追赶沿海地区，实现中部崛起。
鲁志强是在日前召开的2004中国益阳“工业强市战略”研讨会的讲演中发表上述看法的。
鲁志强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探讨西部开发问题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就发表文章，提出了东部起飞、西部开发要防止中部塌陷的预警，没想到“塌陷”变成了现实，“塌陷”一词也广为流传。当前，中部塌陷不仅仅是人们的主观感觉，客观的数字也证实了这一现实。从1980到2003的20多年中，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2％增加到了58．86％，特别是90年代以后，激增了7．36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是下降的。反映在人均ＧＤＰ水平上，1980年中部地区人均ＧＤＰ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中部地区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5％。令人忧虑的是，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一下降趋势逆转的迹象和可能，这也是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背景之一。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变化呢？鲁志强认为有如下四个因素：
第一个影响因素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紧紧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促使中国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但我们要认识到，全球化的机遇对我国各个地区是不均等的，全球化的挑战对各个地区也是不相同的。发展水平、区位条件不同的各个地区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还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新课题。从目前的情况看，可以说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找到了这样一条道路，那就是加大开放，引进外资，通过加工贸易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通过价值链的不断提升，提高工业化水平，增加财富的积累能力。但是，这条道路有许多限定条件，比如必须具备优越的区位条件和投资环境，这是中部地区所欠缺的。所以，虽然东中西部地区都享受到相近的政策，进行了相似的努力，但结果却大相径庭，沿海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区域，吸引了全国外资的近80％。
知识革命和可持续发展两大趋势，使发展中国家处在一个更多约束的发展环境中。中部地区是资源富饶、农业发达的地区，但是知识经济和开发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战略的实施，知识和资本在发展中的权重提高了，自然资源在生产中的地位相对降低了。尽管这种变化是渐进的、有限的，但对中部地区通过开发资源形成产业优势的工业化模式，无疑带来了挑战。
第二个影响因素是制度创新影响。改革开放20多年，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不断克服旧体制的束缚，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解放生产力。东部沿海在改革中同样也走在了中部的前头，出现这种现象，不完全是因为东部地区改革意识和改革决心比中部更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量外资和外企的进入，带来了新的参照物、新的经验、新的模式，这就是常说的开放促改革。对于各个地区而言，改革的进程差异直接影响着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业绩。因此，地区间的经济竞争，经常会演变为地区间制度改革和创新的竞赛，典型的例子就是苏南与浙南的制度竞争。相比东部，中部这样的机遇要少得多，这就让中部走进了一个怪圈：吸引外资需要好的投资环境、好的市场环境，但是好的投资环境、市场环境又需要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得更大。如何走出这样一个圈子？这是中部地区需要深思的。
第三，生产要素的投入。众所周知，经济发展，特别是在起飞阶段，资本和人才是不可欠缺的重要因素。有人计算过，中国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带来人均ＧＤＰ增长0．3个百分点。因此，努力获取资本资源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地方政府应对竞争的首位工作。但是，在吸引资本的竞赛中，中部地区明显落后了。资本资源在中国存在着两种流动机制和方式：一种是受中央政策影响的，以财政划拨和银行政策性资金分配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性资本；另一种是受市场引导影响的，以外资、民间资金和资本市场提供的资金为代表的市场主导的资本。研究表明，两种资金的机制是不同的。有人计算，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东部地区多数年份是几百亿元的国内资本净流出，但加上外资后则成为多数年份超过2000亿元的资本净流入状态。而中部基本呈资本净流出状态，西部是每年仅增加100多亿元的流入格局，从而成为地区差距扩大的关键原因。这样一个局面如果不能迅速得到扭转，中部地区腾飞就会欠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
科技因素和人力资本也是影响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很多地区讲“科教兴市”，但东、中、西部地区的结果却不一样。是不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专业人员就少呢？有资料显示，据测算，东部地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1年，中部为7．7年，西部为6．9年，东西仅相差1．2年，这个差距是很小的，也就是初一学生和高小学生的差别。按专业技术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西部相当于东部的91％，可以说，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分布相对是平衡的。差距主要在于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按科研经费支出占ＧＤＰ比重评价，东部为1．1％，而中部只有0．6％，几乎相差一倍，这是相对比例。如果按绝对数字比的话，这个差距就更大。表现在科研成果的市场化水平上，按每万名专业人员申请专利件数比较，东部为140件，中部仅有39件，相差近三倍。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形成的科研成果转移到生产环节的情况，可资参考的一份案例是：对北京市400多家研发机构的调查，2002年北京市共转让1400项研发成果，其中大部分转让到了东南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科技成果市场转化率太低，在人力资本的产出率上无法与东部竞争，成为制约中西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关键因素。
第四个影响因素，是城市化问题。中国城市化水平低，这是大家都认识到的，但是中、东、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差别同样是巨大的。1982年—2000年，东部城镇化率上升了22个百分点，西部只上升了12个百分点，东部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42座，占东部人口的13．3％，而西部只有14座，只占西部人口的5．6％。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东部大都市圈快速发展，迅速成长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直接决定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成为地区经济最受瞩目的亮点。以吸引外资为例，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直接和间接投资额占全国的百分比从1997年的23．01％急剧上升到2001年的31．91％，上升了8．9个百分点。这些大都市圈是全球瞩目的最具活力和实力的地区，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以及技术和制度创新的中心，极大地提高了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并对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中心城市的强大的辐射作用为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高速引擎，创造了一个整合全区域资源、快速提高竞争力的平台。但中西部地区不仅缺乏东部上海、广州（包括香港）、京津等水平的大都市，难以带动和整合区域的资源和优势；而且还缺乏构成都市圈必需的中小城市群落，没有形成健康的城市生态群，难以形成连接整个地区的产业链。变成了个别优秀大企业单打独拼，难以依托区域整体竞争力成长的艰难局面。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格外引人瞩目。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充分发挥经济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效应，进行跨地区的经济协作，建立全区域的经济优势，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增强竞争力的内在要求。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崭新现象，这一趋势猛烈地冲击了传统的条块分割痼疾，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国际竞争力，有力地促进了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我们多年盼望的理想局面。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中西部地区因为缺乏强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的带动和整合，在区域优势的整合中同样处于不利的地位。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相对边远地区可能因此而增大了边缘化的危险，从而导致国家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政策效果缩水，这就对这些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令人欣慰的是，各个地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纷纷加快了地区资源的整合和一体化进程，要注意的是方法和途径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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