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套独特的金融创新

　　一份由德勤全球金融业务机构提供的白皮书建议，中国应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全权代表国家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东，建立一个存款保险系统和相应的监管机构，改善中国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报记者 唐福勇 朱菲娜 实习生 刘 磊

　　6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国际服务业大会和展览会“国际金融服务论坛”上，一份由德勤全球金融业务机构提供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如何进一步创建一个新的金融体系以取得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白皮书引起与会人士的广泛关注，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外机构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深层关注。

　　中国特点决定

　　其金融体制与众不同

　　这份中国白皮书指出，中国需要开拓一个既能反映其“举世无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又能结合全球最佳模式的金融系统。无论这个系统最终以何种方式出现，它必须建构于两个基本要素之上：准确、公开和客观的信息，对私人财产及股东权利的保障。

　　白皮书指出，中国最终形成的金融及治理体制，将由于两点原因而与众不同：

　　其一，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金融体系必须足够灵活而稳健，以消融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从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化高科技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存在的方方面面的压力。同时，迥异的中国社会、文化、政治及经济传统也可能影响这一体制。

　　白皮书提醒说，“通往未来的钥匙，在于将这些重要的传统与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环境里，国际投资者易于获取准确和客观的信息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将是一大挑战。”

　　其二，中国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良性经济环境下建造一个灵活而稳健的金融体系，从而有效控制繁荣与衰颓的循环往复。另一方面，监管体系的改善，对稳定金融机构的运作环境有着极其明显的效果。

　　近期的经济史清楚地显示，公司治理和金融监管的改革，绝大多数是危机过后的产物。一般而言，金融危机过后，监管法规总是变得更为严厉。美国的经历，提供了两个这方面的例子：导致公司治理和银行业变革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产物；网络公司泡沫的破灭和安然、泰科、世通的垮台，催生了Ｓａｒｂａｎｅｓ－Ｏｘｌｅｙ法案。

　　白皮书还指出，“另外一个重要的挑战，很可能在于处理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间的复杂关系。”

　　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还没有达到以最佳的方式分配资本的层次。如何加强银行系统，显然是这个挑战的核心问题。中国企业超过90％的资金需求源于银行系统，与国际现行惯例有很大差距；中国股票市场的表现也乏善可陈；国有企业在股市的融资，远远超过私营企业；被估计为487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数额也是一个更让中国政府关注的问题。

　　需要“改头换面”的机构框架

　　白皮书认为，银行系统的改革是当前挑战的核心问题。但更要注意两个关键环节：一是由国有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演变而引起的公司治理问题；二是建立一个存款保险系统。

　　白皮书分析说，政府决定把国有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转型为股份制银行，对改善整个金融行业系统的公司治理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股份制转型意味着重大的变革，如果这些变革得以彻底地实施，并在有关法律支持下得以巩固持续，将有可能极大地改善中国的公司治理。这个转型将涉及到四个主要步骤：建立正式的国际性公司治理结构；明确划分产权界限和对历史性亏损的职责；过渡到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地位以及业务运行商业化。

　　白皮书建议，为了支持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促成其股东结构的转型，并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借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运作方式，将施行改革的权力集中起来赋予一个受命代表国家行使股东职权的机构。政府应当将实施改革的适当威信和权力授予这样一个能够有效地促成各种所需决策的机构：明确政府作为产权所有者的目标；实施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就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行决策和改造股东结构。

　　白皮书认为，无论哪一个机构被赋予这些职责，它都必须具备下列特点：必须拥有明确的权力和资源以履行其义务；必须拥有足够的机构权威和能力以完成其义务，能在转型期间保障国有商业银行免受国家股东的干扰；此机构将面临协调各种不同相关者的利益的艰难任务。因此，它应该独立于任何一个利益相关者。

　　在存款保险系统方面，白皮书认为，中国政府虽然正在快速推进建立存款保险系统，但缺乏一个明确的存款保险系统，制约了中国私有银行业的发展。

　　白皮书认为，建立中国存款保险机构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澄清这一机构究竟是提供存款保险还是监督储蓄机构，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从长远而言，中国存款保险机构应该兼负一些辅助性监督功能；这一机构既应独立于中央银行，又要与中央银行保持紧密的联系。

　　白皮书指出，“毫无疑问，中国最终建立的金融系统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但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取决于其公司治理的质量和金融系统的改善。上述系统性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