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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业庆 实习生 王烽
“一个接管典当业仅年余的新部门正以修订法规之机，试行加强对典当市场的管理，抬高行业门槛，降低所得费率。”6月25日，北京市典当业协会筹备处负责人告诉记者。
6月18日，记者也参加了有北京市典当协会（筹备）负责人和天津市典当协会负责人
共同组织的一次小型会议。组织者称，举办这次会议的背景是《典当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在“给典当行上了一道新的紧箍咒。”
据悉，《典当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是商务部对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典当行管理办法》的修改。但是，北京市中天典当行行长郎颖认为，“征求意见稿与目前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政府机构改革方针不符。”
郎颖说，征求意见稿对幼稚弱小的典当行加以重重限制，将严重制约典当行的发展，迫使其倒退到人民银行重典当管制的时代，其结果就是典当行的逐渐萎缩。这种做法，不符合国家大力扶植中小企业、促进就业的宏观政策。典当行不仅本身就是中小企业，需要扶植，而且还具备了同时解决其他中小企业融资难、支持中小企业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的功能。
天津市典当同业协会会长翟瑞麟说，现行的典当行管理办法尽管不完善，但相较过去的管理办法，它是一大进步，极大促进了典当业这个古老行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社会就业，也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服务，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这本是典当行发展的一次契机，但若以征求意见稿的内容来判断，发展将变成倒退。
北京泰信典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辉也指出，征求意见稿将管理权上收，与当前政府改革简政放权的方向相违，而且在现实管理中既不经济，也不合理。“事实上，若按照征求意见稿严格执行，整个商务部都为典当行服务，恐怕其人员都不够。”
“与此同时，征求意见稿提高了典当行的开立门槛。”北京华夏典当行副总经理郭金山指出，征求意见稿称：“典当行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但从事财产权利质押典当或者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典当行设立分支机构的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2000万元；典当行对每个分支机构，需拨付不少于500万元的营运资金。”而此前这四项的准入门槛分别是30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和300万元。
郭金山还说，月综合费率的下调对典当传统业务冲击很大。他认为，月综合费率不能视同于银行的利息，它只是行业的服务费用，需由市场说了算。再则，横向比较看，拍卖行的服务费用上限是20％买卖双方各10％，寄卖行的代销费用是10％寄卖价3％的综合服务费，售出后寄卖价7％的佣金，而典当行的费用比它们都低，风险却比它们高。
征求意见稿中对企业经营干预过多，也令业内人士颇有微词。翟瑞麟说，“征求意见稿第十条提高准入门槛，不利中小城市或者农村、边远地区典当行发展，有违国家支持中小企业及农村、边远地区发展的方针。”“第三十九条第三款严重限制典当行风险控制能力，企业无法承受。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和信用环境下，掌握估价权是典当企业控制风险的最重要手段，也是典当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工具，从实际的操作中典当行与客户之间也未发生任何重大争议，该款规定万万不可付诸实行。”“典当行本身就是一个小行业、小企业，没有必要搞太高的准入门槛，更没必要对现有企业搞限期达标。比较可取的可以考虑是各省市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自行确定。”
此外，郎颖还说，典当行要求股票投资者对证券公司授权，而《证券法》第142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同时法律也未明确规定典当行和证券公司有强行平仓的权利，这样，授权委托书效力也存在问题。此项业务仍存在制度设计风险。对此，征求意见稿并未予以明确。
“目前的情况是，有法难依，确实需要及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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