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尔奇没变，什么变了？

　　本报记者 陈 墨 邹建锋 实习生 王 烽

　　“韦尔奇中国行”活动主办方之一说，杰克·韦尔奇此番是来中国“布道”的；另一家主办方则说，并不是将韦尔奇当作偶像请来的，而是作为一个供人反思和审视的对象请来的，“当韦尔奇走下神坛的时候，中国企业界才可能跟他处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平等的交流”。

　　无论此次活动的实际意义和商业炒作意义哪个更大，无论韦尔奇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与中国企业家交流，无论他更看重的是不是100万美元的“出场费”，韦尔奇都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商界英雄，他的企业管理理论曾经和正在被许许多多的中外企业管理者奉为圣经。以至于有机会与韦尔奇交流的中国企业管理者们总有一种“打开韦尔奇的脑袋，寻找管理秘笈”的冲动。

　　和1999年来中国参加上海财富论坛时相比，韦尔奇从当红的企业掌门变成一个退休老人，身份的改变恰恰将韦尔奇的管理理论沉淀下来了，也经典化了。

　　所以，当这次韦尔奇在台上宣读同一本圣经，重复着ＧＥ的“数一数二原则”、“不断变革以保持灵活性”、“扁平化”、“领导力”时，人们并不感到奇怪和失望。因为总有人喜欢不厌其烦地听那几首经典老歌。

　　一位坐在台下的专家如此评价韦尔奇：“人是永远值得尊敬的。但和5年前相比，确实没提出什么新东西。”

　　但在韦尔奇眼里，坐在他对面和台下的中国人已经与5年前大不相同了：“5年前在上海，和中国企业家对话如同作秀，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如今，中国新一代企业家出现了。他们精力充沛，充满好奇和进取心，水平更高，大家更能脚踏实地的谈一些具体问题。”

　　新一代企业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诠释了韦尔奇的看法：

　　1999年以来的5年间，中国很多国有企业通过大规模改制，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企业领导人决策的自主性更强了，身份也从国家干部变成企业家或者更接近企业家。这方面，ＴＣＬ的李东生可以算是一个典型，随着ＴＣＬ从一个纯国有企业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渐变为一个纯粹的现代企业，李东生也完成了由一个国有企业负责人向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的转变。与此同时，随着这几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迅速改善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也诞生了相当一批民营企业家，比如顾雏军、郭广昌等。当然，也包括一批新锐的或者说新生代的高科技企业家比如陈天桥、马化腾等人。

　　企业家的新并不仅仅表现在面孔上。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认为，5年来，中国企业家的管理水平和自信心都有非常显著的变化：

　　“记得5年前在上海财富论坛上，中国有3位企业老总向韦尔奇提问，问题提得比较泛，也不太好回答；而此次则不同，几乎每一位在台上与韦尔奇对话的中国企业家，在韦尔奇这样大师级人物面前，表现得都比较平等、自如，能坚定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否定韦尔奇的看法。”

　　王志乐说，经过这么多年实践，中国企业有了自己的切身体会，也做成了一些事情，培养了自信心，从而对外国公司不再迷信，在世界级管理大师面前也不再唯唯诺诺。

　　张文魁的看法是，这些年来，中国一大批企业家逐步培养起开阔的国际视野，也由此更能认清自己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和不足，进一步树立了自信心。

　　张文魁说，如果说5年前中国企业家面对韦尔奇是一种讨教的姿态，那么5年后的今天，就不再是讨教，而是切磋了。二者区别不仅在于对话形式，更在于所谈的内容。讨教往往局限于一些概念化、抽象性的问题，比如企业怎样才能搞好，如何制定发展战略，怎么样实现扁平化等等；而切磋则多是针对具体问题了，比如李东生与韦尔奇探讨的汤姆逊问题。

　　推进国际化的5年

　　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这一已经历时20多年的渐进过程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毫无疑问是一个学习、磨练、提高、升华的机会，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企业的紧迫感空前增强，主观上完成了一次理念飞跃；客观上经历了更多国际竞争的实战。

　　其中很多东西是韦尔奇没有看到的。

　　对中国来说，过去的5年可以称得上是“推进国际化的5年”。王志乐说，这5年里，中央政府不失时机地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而且明确提出促进我国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正在调整，从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从被动防御型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到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战略。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支持和鼓励中国企业跨国经营：

　　1999年初，中国政府从鼓励境外加工贸易入手，积极推动境外投资。从2000年开始到2004年，连续5年，国务院在全国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强调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2000年春天，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鼓励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开展加工贸易，或者合作开发资源。”

　　2001年春天，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了“走出去”战略。报告说：“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开展加工贸易，合作开发资源，发展国际工程承包，扩大劳务出口等。建立和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为企业到境外投资兴业创造条件。”

　　境外投资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促进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

　　200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经贸委等8部委《关于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实际上就是促进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

　　2002年11月，在中共十六大上，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报告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在历届党代会和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此明确提出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这还是第一次。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在这个决定里，中央明确提出：“促进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

　　走向成熟的中国公司

　　王志乐说，尽管我国跨国公司产生时间并不长，跨国投资的环境也并不理想。但是，我国仍有一批跨国公司已经取得了跨国投资的成功，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

　　王志乐概括了成功进行跨国投资的中国企业的共性：完善的治理结构；清晰的跨国经营战略；稳健的跨国经营步骤；双赢的跨国经营模式。

　　他认为，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成效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企业没有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管理体制。而成功地进行跨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往往都进行了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在此基础上，引进了市场经营机制，包括竞争机制以及激励与约束机制。

　　清晰的跨国经营战略是跨国公司成功发展的首要条件。跨国公司的特点或优点是能够在全球范围获取资源和配置资源。跨国公司跨国经营的目标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即自然资源寻求型，全球市场寻求型和竞争资源寻求型。根据不同的目标制定适宜自己发展的跨国经营战略，这是近年来崛起的中国跨国公司共有的特点。

　　与经营多年的外国跨国公司相比，中国跨国公司起步晚，实力差。如何调整自己海外发展的节奏是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跨国公司开展跨国经营往往采取渐进式发展思路，这些公司海外发展节奏相当稳健。不少跨国公司往往是贸易先行，所谓“先有市场，后有工厂”。在海外投资时往往先小项目，后大项目，逐步积累经验。

　　中国跨国公司走向海外时，国际范围已开始规范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过去依赖经济强权掠夺别国资源，单方面获利的跨国投资行为已经为人们所不齿。中国跨国公司从一开始就奉行与投资东道国双赢的经营模式。因此，中国跨国公司起点是相当高的。

　　张文魁同样表示，5年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在不断增强。

　　他也认为中国许多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表现出相当清晰的战略思路，比如，2004年初，顾雏军准备收购英国一家大客车企业——ＴｒａｎｓＢｕｓ公司，尽管由于技术原因，最后没有成交，但从顾的思路可以看出他的战略头脑。顾雏军谈到收购动机时说，他跟踪这家企业1年多了，结果发现这家企业的客车底盘技术是世界最出色的，而中国的大型豪华客车最缺的就是底盘技术。

　　张文魁补充说，在中国本土市场的国际竞争中，5年来，中国的一些企业逐步由不知所措到站稳脚跟，并进一步打起防御反击。

　　入世前，国内企业间弥漫着一种恐慌心理，大家都觉得“狼来了”，但又不知如何应对。经过几年摸爬滚打，相当一部分企业开始站稳脚跟，在自己的领域积累了相当的竞争力，比如零售业、连锁业、保险业，乃至手机、汽车等行业，都诞生出一大批有能力与跨国公司竞争的本土企业。

　　韦尔奇在中国还有市场

　　中国企业国际化方面的成熟，令韦尔奇在中国企业家眼里不再那么神圣和不可触摸。但即便是换了一种心态，中国企业家们仍然热衷于和韦尔奇对话。

　　撇开中国企业家浮躁的因素和作秀的动机，韦尔奇之所以在中国仍有市场，因为他在ＧＥ时，解决了中国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已经和将要面临的困境——集团化和多元化的恐惧。

　　张文魁说，国际化往往意味着一个企业由单体企业发展到企业集团，由单一的业务发展到多元的业务。如何在集团化和多元化经营中确立自己经营战略和管理模式，对中国企业来说，是相当严峻的考验。杰克·韦尔奇恰恰是这方面做得最出色的人，他对中国企业家的吸引力就显而易见了。

　　也许，随着中国企业再发展壮大，拿着同一本圣经的杰克·韦尔奇在中国还大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