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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兴庭
中国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近日披露，原国家电力公司领导班子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在审计署抽查该公司的投资、借款、担保、大额采购和重大股权变动等6818个项目中，有损失或潜在损失的项目631个，金额达78.4亿元，而其中因个别领导人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有32.8亿元，占42%（据新华社电）。
最大的失误无疑就是决策失误。决策失误大到可以使整个国家陷入瘫痪，小到也能使一个公司、企业破产，造成国家资产的流失。就拿现在的这个国家电力公司来说吧，不要说整体决策的失误，就仅仅个别领导的决策失误，就已经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达30多亿元。这么一个大的金额，怎么能够承受“失误”之重。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既然存在决策失误，就存在决策失误的“发生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的制度给“决策失误”预留了发育的土壤和成长的空间。在中国，若要问谁懂得最多，不是教授，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富五车的学术大师，而是官员。“学术是非他要指示，文艺的优劣他要评断，建筑设计他要审定，科研成果他要评判”（陈四益语），官员们就这样被“权力”高高地拱上了神坛。领导被“神化”的结果，是领导的影响力无所不在。而权力的膨胀，与主观臆断、独断专行、盲目自负、一意孤行的劣根性，可以说是一条绳上的蚱蜢。更可怕的是，当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制度跟进”来对其行为进行限制时，违背客观实际的“决策失误”，就这样被领导“失误”地造成了。
然而另一个怪现象却是，凡是重大的决策失误，往往很难找到真正的责任人，最后大多都是执行者被当作了“替死鬼”。此前，有许多地方曾出台过多种措施，宣称要追究“决策失误”者的责任，但这种“事后审查”的方式，治标而不治本。最终的解决之道，还是要回到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化、科学化上。我们知道，权力这种东西，只有在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正因为“决策失误”始于个人权力滥用和一意孤行上，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
此外，决策失误往往还与“腐败”相伴而生。独断专行的背后常常是营私舞弊，见利忘义，似乎也只有“决策失误”才能给腐败分子可乘之机。在这起国家电力公司的“决策失误”案中，就查出了涉嫌个人经济犯罪案件线索12起，涉案金额高达十亿元。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那就是有的决策者拿了人家的“好处费”，明知是错误的东西，也会昧着良心将错就错。通过“决策失误”的发生机制，我们知道，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越大，决策失误存在的潜在可能性也就越大。而从结果和程序上规范官员决策的自由裁量权，笔者以为，比起事后追究责任的审查模式，更具有现实意义。（夏天／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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