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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上一轮过热(1992~1993年)，从1995年政府宣布实现软着陆，到1997年底经济转冷，从热到冷仅仅2年多时间；而此次由冷转热时间更短，2002年下半年隐约出现房地产热，转过年来四大投资便已高烧不退，投资增速则开始以翻番计。
此次经济由冷转热间隔之短，首先是与中国的大国国情有关。由于国家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而且是市场经济尚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因而当机会出现时，容易造成地区与个人之
间的强烈参与和竞争，万马千军齐动员，经济很容易一哄而起。
第二个原因与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也即转轨期体制和经济特点使然。这里面又分两种情况：
一是与转轨期体制尚不完善，约束力和市场完善程度较弱有关。比如中央对地方、政府对企业、政府对个人等。此次投资过热背后的主角是地方政府，而中央调控部门通过预警及市场手段三令五申严防过热却收效甚微，上述原因不可小觑。
二则与中国现阶段粗放的增长方式有关。各地对发展经济有热情无可厚非，但由于急功近利等官僚体制弊病，地方政府及企业不愿在需花费较大力气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方面下工夫，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扩大投资、粗放增长的捷径。这无疑又进一步加快和加重了过热的速度和程度。
问及此次中国经济局部过热的原因，研究者们谈及最多的两个词便是“地方政府”和“银行”。而这两者之所以在此次过热中扮演重要角色，则与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研究所马晓河所长谈及的以下四个重要阶段性背景密不可分。
一是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对钢铁、汽车、装备、化工等重化工产品需求上升；二是中国处于城市化发展加速期，各地对市政、道路、交通、房地产、水电需求普遍高涨；三是中国已跨入人均GDP1000美元的重要关口，体现在消费上则表现为消费结构从万元升级至十几万、几十万元阶段，住房和汽车成为这一阶段的消费热点；四是2003年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外资、民间投资热情上涨，而此前五年由国债建设形成的基础设施及公共品累积的积极效应也开始显现。
上述四个重要背景，使得房地产、汽车及相关的钢铁、建材等行业价格看涨，各类资本意欲进入，而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与银行业推波助澜的作用开始显现。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看来，一向惜贷的银行之所以大胆热贷，一方面有地方政府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四大国有银行谋求上市直接相关。四大银行为谋求上市，必须降低呆坏账比例；而降低呆坏账比例，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扩大分母，增加信贷规模。在2003年贷款增长一倍之后，银行呆坏账比例果然从年初的23%降到了19%，而这扩大后的分母，无疑又为今后的呆坏账埋下了伏笔。
综上所述，过热源起于消费升级后房地产、汽车的热销；两大行业走热，极大地拉动了钢铁、建材、水泥、电解铝等行业；上述行业较高的利润吸引了大批投资，而地方政府出于种种考虑，又火上浇油，通过优惠的土地和信贷加剧了这种投资冲动，银行则由于自身体制弊病及行业利益考虑，为这种过热提供了资金支持，从而最终将投资增长迅速推高，以致形成局部过热。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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