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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欣喜地看到我国宏观调控已初见成效之余，人们也开始反思为什么中国经济高增长会引起类似投资过热或经济过热的经济波动?由此，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否能够持续这样的问题。
不可否认的一个经济事实是，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反映经济增长情况的GDP持续增长，2003年达到了9。1%的水平。那么，这种经济增长的来源是什么呢?按照索
洛增长模型所展示的，GDP(或产出)的增长主要是由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及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此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也有作用，可以提高产出水平。由此，人们可以通过调节资本与劳动的组合比率(即边际生产力)，来调节资本与产出比率，以实现可预期的经济增长。菲尔普斯在索洛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黄金律，也就是说如何使资本与劳动比率之间的组合达到帕累托最优。换成我们的话讲，就是如何使资本与劳动比率的配置达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从而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索洛和菲尔普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为我们认识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高速增长趋势，其中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国，农业富余人口极其丰富，每年转化为城镇就业人口的速度也在不断提高。这种独特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同样，中国经济体内日益活跃的投资活动，表明了资本存量不断增加及资本增长率不断上升，由此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统计数据看，200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7%，2002年增长了16。1%，2003年增长了24。0%，并且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余额占到了当年GDP的47%左右，显示资本增长率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吸纳大量资本，首先得益于中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还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加上世界利率水平持续走低，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吸引了大量外资的流入。另外，经济持续增长使得国内资本积累也急剧扩大，尤其是储蓄持续高增长。由此，大量资本沉淀进了中国经济体内。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也出现了资本与劳动比率失衡的现象。这表现为，资本增长率或资本存量的增长要明显快于劳动力增长速度，我们从近年来中国投资增速与就业人口增速的比较中可以获得一个印象。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中国的就业率会有所下降，同时产出(GDP)会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当就业率不变或有所下降时，中国较高的储蓄率与外资的快速流入所能提供的积累形成了更多的资本积累，最终使得产出(GDP)超过了正常的经济增长率水平。套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过热及经济过热现象。
另外，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我们可以从外贸进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度不断增加的视角来分析这一问题。2003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外贸进出口总额/GDP比率)达到了60%水平，其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非常大。这表明，尽管中国通过吸引外资和受让技术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些竞争优势，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以前有所提高。但是，我们仍然无法获得类似核心技术、专利和品牌等竞争优势，中国往往成了全球经济分工中价值量较低的一个外包场所，所谓中国是世界制造业中心恰恰说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中国国内对技术研发不力，导致拿来主义倾向明显。这些情况都表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影响并不大。
当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上述两种特征时，一方面，当资本增长率远远高于劳动增长率时，需要由较高的储蓄率来支撑，由此形成了消费不足及就业率下降的明显趋势；另一方面，当资本增长率或资本存量不断增加时，加上技术进步作用的效应弱化，使得资本或投资本身的报酬递减，失去了经济增长支撑本身的能力，由此也出现了投资效率低下的增长现象，经济增长转向非集约型方式发展，但这种增长方式是难以维持和持续的。
所以，如何调节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因素：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以及边际生产力，同时通过加快技术进步来优化资本与劳动比率并促进经济增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与个重要问题。从目前看，首先，应该降低资本增长率或消化提前增长的资本存量，并提高劳动增长率或就业率，由此改善或调节资本与劳动比率，使经济增长恢复到正常的增长水平上。从某种角度分析，目前，提高就业率远远要比控制通货膨胀率来得重要；其次，应该采取更有力的国内政策与措施，来进一步推进科学技术发展，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转变目前经济增长非集约型的发展模式，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增长之路。上海证券报乐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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