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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延滨／文
我是一个爱好科学的人，甚至是一个迷信科学的人。“啊，不对，‘迷信’与‘科学’是相悖的东西，你怎么用迷信来对待科学？”谁在反问呀？你刚一看到开头，就提出如捅刀子的尖锐问题，叫我怎么说下去呢？其实，也许我们想到一起去了，只是我说我自己，就叫：我的科学误区吧。
我最早的自然科学知识，就是世上没有上帝，也没有鬼神。这叫唯物主义，然而这个唯物主义，还有一个附加物，人是世界上万物之灵，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附加的认识让我很兴奋，于是根深蒂固。只是，随着巨型天文望远镜，我越来越明白，我原知的世界也就是这个地球，在浩如烟海的宇宙中只如一粒细砂。人原来不是最伟大的，没有上帝，没有鬼神，人不能自认为是上帝的替代物，这是我最近的觉悟。最近的觉悟还有个附加物；地球上所有的奇迹都是人创造的，同时地球上所有的罪恶，包括毁灭生灵让许多物种绝迹的罪过，也是人干出来的。
我最早的社会科学知识，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穷人与富人，穷人是受压迫受剥削者，富人是掠夺者和盗窃者。认真地讲，我那时见到的穷人是户口本上的穷人；出身贫农或者贫民。我那时见到的富人也是曾经当过富人，同学填表写家庭成分：地主。在我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平均主义不仅是理想，而且是实践。因为插队，我知道农村的主要财富是粮食。粮食分配以人口为主，占七成；以劳动量也就是工分数分配为辅，占三成。生孩子多的人家分的口粮多，而劳动干活的人却吃不上饭。在人民公社大搞平均主义的年代，最大成果就是猛烈地促进了人口增加。与此同时，贫农的儿子与曾经富有的地主子女之间“阶级斗争”最大作用，就是让人们在猛生孩子时，不断培养对富人的仇恨和消灭想过富日子的念头。阶级斗争对我来讲，最深的印象就是：消灭富人，多生穷孩，大家都过穷日子。改革开放20多年，从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到全民目标“小康社会”，从观念上讲，就是消除“最穷最革命越穷越有理”的穷棒子精神，从实践上来讲，就是“消灭”穷人，让越来越多的穷人变成富人。比方说，福布斯搞了个“中国名人
榜”，标出了当今文化市场上一些人士，从最年轻的田亮到年纪最大的余秋雨等百位名人的市场估价。名单出来，风平浪静，真是世事大变了！退回去三十年，不招一百队红卫兵上门抄家才怪了。应该承认，我有个病根，忘不了那些在我父亲脸上挥动拳头的大学红卫兵造反派们的手，只因为我父亲是他们的校长！是的，事世变了，中国人该过过富日子了。只是大家都别忘了，中国还是世界上穷人最多的国家之一，我时时提醒自己，别忘了穷人。
我最早的生命科学知识，就是“人生能有几回搏？”就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就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是“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那时候，新中国刚建立，朝气勃勃又运动不断，生机盎然又斗志昂扬，于是，拿健康去搏学业，拿青春去搏理想，拿生命去搏功名。回头看，干了不少荒唐尴尬事，走了许多沦落路，到了自认为一切差不多的时候，最差的就是健康了。于是，也健康第一，也健康至上，也听健康讲座，也读洪昭光的《健康手册》。读了后，反倒生出了困惑。年轻时不惜命，却酸辣苦咸，尝够了人生滋味。真过教授指点的日子，“慈爱心一片，好心肠两寸，宽容四钱，正气三分”，再加上一份标准食谱，这日子过起来，也太像流水线上养的鸡了。
我最早的医学科学知识，就是有了病就要找医生。那时候，只要是医
生说的都信，后来发现医生也有医生的困境。比方说，安乐死，就是一个难题。母亲晚年，得了严重的肺心病，最后五年都在医院常驻，鼻孔插氧气管也插了五年。五年里不断地病危，一个接一个地抢救。这五年，母亲最多的话题是：让我死吧。她说：“我现在明白什么叫‘不得好死’了。死都办不到，活得真难啊。”每次抢救后她说：“你们又让我上了一次刀山，下了一次火海！”我知道真孝顺是让母亲能早点安息，而我办不到。安息吧！我们常说的三个字，原来安息也是一种幸福。母亲最后的经历，让我感到医学有时很无力。母亲最后的经历，让我感到医学有时很冷酷无情！
我最早的数学科学知识，是加法，一加一等于二，这是计算的起点。我今天对数学的认识，就是希望大家都会做加法以外，还会做减法。比方说，美国总统在朝鲜有没有一个核弹上做足了文章，也该做这文章。只是我知道拥有近万枚核弹的超级大国，万一出现万分之一的失误，对这个世界的威胁实在就比“可能的朝核问题”大得多了。当然这万分之一的危险比起当美国总统吃子弹的几率，还是小得多。我们知道美国总统被刺的几率大于百分之一，但勇敢的竞选者从来不考虑这个数学问题。
……唉，幸亏世界上有了科学家，让我们有了科学作为人生一大支柱。也幸亏绝大多数人不是科学家，让我们走出误区时，有了自我解嘲的勇气。（25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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