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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晓东
人行设立大区行的思路，最早于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开始得到确认。1998年底，人行实行机构改革，根据地域经济相关性和金融监管的需要，撤销31个省级分行，成立了广州、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武汉、西安、成都、沈阳九大区行，外加北京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重庆营业管理部。分行行长的行政级别是正局级。在不设分行的各省
省会，人民银行设立了以该地命名的金融监管办事处，作为分行的派出机构，对该省的金融监管工作进行管理。在分行所在地以外的省会城市以及计划单列市设立中心支行，各中心支行直属分行管理，省中心支行（副局）除了比地级市中心支行（正处）高半个行政级别外，不再具有上下级隶属关系。这样就形成了总行─大区行─中心支行─县支行的行政管理架构。据说，这一举措参照的是美国美联储在全国设立12个地方储备银行的做法。此举的目的，当时的说法是“增强央行的独立性，减少地方政府对央行各分支机构执行货币政策及银行监管方面的干预。”
去年7月，南方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动摇”央行大区分行制？》的文章。其中提到：有消息称，人民银行正在起草设立长江三角洲金融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目的是消除银行在该地区开展业务面临的障碍。该研究报告可望在年底前完成。“长三角金融区”一旦付诸实践，将最终扫清该地区内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四大银行的省级分行面临的种种限制，事关该区域内央行两个大区分行的协调甚至合并的问题。原有央行大区分行制将因此而动摇。
文章以举例说明了长三角金融联动的必要性：不久前，中信实业银行南京分行计划向湖北省某钢铁公司发放一笔贷款。由于该公司已归上海宝钢所有，中信的信贷员想到央行南京大区分行调查该钢铁公司的信贷资料，得到的答复是：“那是上海分行的事，我这儿没办法。”
从那时起到现在的近一年时间，似乎没有看到上述预言成为现实的消息。但关于大区行设置的合理性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在长三角地区，一个焦点话题是：既然“根据地域经济相关性”，为什么在经济联系已经非常紧密的长三角地区（或曰沪苏浙三省市），要分设上海、南京两家大区分行呢？难道它们的“地域经济相关性”还不够吗？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6月25日 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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