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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新
2003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明显回暖，从今年来看，美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愈发强劲，日本与欧元区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均超预期，英国甚至已出现经济过热势头，在这种大环境下，升息已势在必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升息行动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一场新的国际资本流动，这将给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安全带来挑战。
美国加州大学艾其格林(BarryEichengreen)教授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则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该研究显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0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机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加1%，“南方”银行（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就增长3%。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券资本）流入“南方”主要是在“北方利率”开始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
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快与深入，巨额资本的跨国流动已成为影响国际经济环境的重要因素，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分享到多少国际资本流动的份额。
综合国际资本两方面的影响因素，中国应高度重视国际资本的各种风险，加大与国际社会的合作，采取切实的措施来防范金融风险，最大限度地使国际资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
首先，稳妥、分步骤地推进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改革进程。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都与资本项目的过度过早开放不无关联，其破坏力之大、影响范围之广、扩散效应之强以及发生的频率之快值得我们深思。事实证明，资本项目的开放不能无视本国的金融监管水平和逾越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过快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将给本国及世界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带来隐患。尤其在目前发达国家升息预期加大、发展中国家面临较大汇率风险的背景下，不顾实际地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将给国际游资打开一个自由的出入口，进而给本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市场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目前应重点监控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投资两种国际资本流动方式。由于前述的国别利差及汇率因素，国际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国际信贷，这导致本国银行的对外负债增加，在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普遍过热的条件下，这加大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流动性危机。从中国的情况来看，面对2003年以来国内市场强劲的外汇贷款需求，境内金融机构普遍减少了对国外的债券投资和境外拆放，将外汇资金调回国内，这成为中国国际收支中的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增加，其中的风险值得关注。目前国际资本流动的另一主要形式是证券投资，其造成的资本市场过度波动也应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
其三，为了防范国际资本过度流动带来的巨大风险，必须加强各国金融监管合作及健全各国金融体系。从历史上看，每次金融危机的发生虽然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与漏洞不无关系，但症结往往是超出发展中国家调控能力之外的国际资本的冲击，而这常常是发达国家经济矛盾积累并转移的直接结果，因此，追本溯源，为维护本地区的经济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合作必不可少，具体来说：一要加强对资本外逃的国际协调，如将属地原则征税和居民原则征税相结合，在各国之间建立信息共享的双边协议等；二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推行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标准和健全的金融信息披露体系；三要促使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商业银行提供开发先进的内部评级体系所需的技术支持以及其他系统援助。
最后，促进公司治理建设，提高企业经营透明度。安然、世通以及壳牌公司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我们深刻意识到加强公司治理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也让我们同时看到，世界上并不存在万能的公司治理模式，因此，必须促进各国政府管理部门和工商企业部门之间的有效合作来推动各企业的公司治理建设进程，在制订一套公司治理国际标准的同时，推动各国和地区根据自身的发展实情着手建立适合自己的公司治理基本原则，并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提高企业的经营透明度。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6月25日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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