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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
到过郑州的人，只要你在那“人民路”上走过两趟，又往这条马路的两边多看几眼，就不难发现一个不算大的门面，门的一边挂着一个竖牌牌，上书：我善治木。牌子上的一边署的是：谭木匠。很有特色。因打工挣饭吃，我无数次地坐着公交车在这条路上跑。可虽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牌牌，看到这几个字，都没有“想法”。只是今天，不知触动我哪根神经
，竟然想到了可以说是与“善治木”风马牛不相及的“善治人”。
我们虽然已进入信息时代，虽然科学程度已达前所未有，但善治木的人也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甚至私下想，就是再过二百年，依我这种保守人的思维，善治木的人也还是不会饿死。当然会不会由善治木又弄出个齐白石第二的大画家来，我就不敢说了。
由善治木居然风马牛不相及地想到善治人，说起来确实有点胡思乱想的味儿，连我自己也觉得好笑。可笑过之后，“理性”地一想，难怪，这不过是存在决定意识罢了。倘不是我们几千几百年来，一直有人喜欢干治人的勾当，恐怕即便我是个天才也想不到。
治人，人治，到“善治人”，这其实就是原始社会之后的人类历史。一般说来，要么治人，要么治于人；不能治人，也就治于人；当然有人治人，同时也治于人。这就像我们常常说那些宰相或者什么千岁王爷之类的东西，尽管往往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又何不是一边治人一边又治于人呢？当然就整个“旧社会”而言，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蚂虾，蚂虾啃泥巴。到了人，也就是大官治小官，小官治百姓，而百姓可怜，要受一切官人的治。“大小是个官，胜于卖纸烟。”民间的话总是那么一针见血。
这样说，也不是我故意要胡说八道。其实在中国，在过去，治人的人并不就一定是皇上，而往往是想治人而又能弄权的人。远的不说，你想那慈禧老妖精只不过是“垂帘听政”，连“摄政”的名份都没有，可当时的“我大清”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就是在这个“善治人”的慈禧所治之下吗？不久前又从一“现代评书”中看到这样一节文字，说是有这么一个单位当家人，在外人看来是如何如何地“刚肠疾恶”、”浩气凛然“，如何如何地追求民主平等，殊不知此人在本单位却是肆意妄为、专横暴戾、化公为私，见了上级领导就前倨后恭、卑躬屈膝、奴颜媚骨。就是这种言清行浊的人，却千方百计还弄个不知是“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的头衔挂着，时不时还发表一篇义正词严、挥斥八极的评论文章。人的多面性竟至于此，也真让我叹为观止！
早晨起来出门，见马路边有一八哥踏着碎步在地上啄食，旁边站着它的主人。我当时真想看着它能一跃而起，即便不能像那“晴空一鹤排云上”，却也是两翅一振，与养它的主人拜拜，多好。然而它不。见它虽然对养鸟之人不是百依百顺，但在主人唤它十几声后，还是一路小跑赶上主人，飞到主人肩上站着，一起逛街，一同欣赏街市风景。我有些惊奇，尽管我早就知道人能做到这一步。事后再想，满清既然能把人治得见了皇上或是自己的主子就想到自己是奴才，就要下跪（据考证，自称奴才还是满清的专利，而汉臣在皇上面前只能称臣——臣者，臣仆也——又因“朝廷对奴才们与臣仆们的态度、信任，是有区别的，奴才们的自我感觉也比臣仆们要亲近得多”），那么，把一只鸟儿训练到放了它它也不拜拜，也就算不上什么大能耐了。因而又胡思乱想地联想到“我的朋友胡适之”的一句话，大意是，做学问，关键在训练，只要有很好的训练，没有学不会学不好的。
而这无论是驯鸟还是治人，其实也都还是在证明着胡适先生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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