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观察：发改委药品降价的重拳会落空吗？

　　本报驻京记者　庞瑞锋

　　抗生素大降价的后果可能会引发高价药驱逐低价药的现象出现，与发改委的意图背道而驰。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改革药品流通体制和公共卫生体制，推进医药分业

　　国家发改委的一纸降价令，震动整个医药行业。

　　日前，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决定大幅降低部分抗生素药品最高零售价格。此次降价包括阿莫西林等24个品种，400多个剂型规格。

　　这已经是发改委第七次对抗生素直接发出降价令。不过，此次是历次降价幅度最大的一次，平均降价幅度30%，最高降幅达到56%。据估计，整个行业降价金额约35亿元。

　　抗生素类药品号称“药品之王”，因为它的销售额远远领先于其他药品。据统计，去年全国15种最畅销药物中，抗生素药品就占了11种。业内人士估计，目前抗生素销量至少占全部药品的三四成。

　　抗生素大降价，对于一般病人而言，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制药厂却首当其冲受到了影响。

　　“对我们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山东鲁抗集团董事长章建辉苦恼地说。在抗生素行业，鲁抗与哈药集团、华北制药集团、石家庄制药集团并称“四大家族”，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

　　章建辉表示，降价令将迫使鲁抗平均调低药品出厂价格20%左右。为了应对这一困难局面，最近鲁抗不得不大幅削减员工奖金，以期压低成本。哈药集团总经理刘存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光在价格上就会使该集团的抗生素产品在今年损失5亿元。

　　当然，感到局面困难的不仅仅是鲁抗或哈药，也不仅仅是制药厂。从药品生产商、药品流通的中间商到药品最终的销售终端医院和药店，对整个医药体系而言，这个让他们惴惴不安许久的传闻现在变成了残酷的现实。

　　制药厂叫苦不迭

　　从今年年初开始，有关抗生素药品要大幅降价的传闻，就像一片乌云一样，一直笼罩在整个医药界上空。

　　据记者了解，与以往有所不同，此次在决定发布降价令前，发改委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调查工作。有关业内人士透露，从去年11月开始，发改委价格司先后派员赴一些抗生素生产大厂调查生产成本，并召开过数轮由这些企业老总以及业内专家参加的调整价格座谈会。

　　调查的目的只有一个，摸清抗生素目前的生产成本，准备实施新一轮降价。

　　正是从彼时起，这些制药大厂开始洞悉发改委的意图。此后，整个业内有关抗生素降价之事已是风雨欲来。今年4月初，发改委对降价幅度已经心中有数，于是打算择机宣布。当时消息灵通者已经知道，降价总体幅度将在30%至40%。

　　制药厂固然是叫苦不迭，医药代表也都人心惶惶。有人祈祷：4月的抗生素业千万别是黑色的。但是，事情拖了两个月，降价令还是终于来临。

　　关于此次降价，国家发改委解释说，现行价格是2001年制定的。3年来，由于原材料价格降低、技术进步和进口关税下调的因素，这些药品的实际生产成本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发改委决定对一些价格偏高的药品大幅降价，以减轻群众药费负担。

　　发改委判定，药品价格虚高是由于流通环节的差价过大，所以要施展重手压缩中间环节的费用空间，同时也借此遏制抗生素的滥用。

　　参加过发改委数轮价格座谈会的章建辉认为，发改委此次调查的主要是去年9月制药企业的一些数据，当时煤、石油和电等能源价格和原材料价格还比较平稳。但是在过去半年内，正如大家都看到的那样，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都明显上升。

　　他表示，这导致了成本增加将近20%，如果再加上此次降价鲁抗药品出厂价下降20%左右，对企业经营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西南证券长期从事医药行业研究的张仕元认为，发改委的调查可能没有考虑到药品行业的隐性成本，即给医院或医生的高额回扣。隐性成本也是制药厂需要实际支出的成本。因而，降价令一出，制药厂立即叫苦不迭。

　　实际上，降价令的影响从今年初就开始显现。医院或药店预期到抗生素要降价，就不敢进将要降价的药品，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成交。章建辉表示，今年1到5月，鲁抗的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80%。其他抗生素大厂日子也同样难过。

　　“劣币驱逐良币”？

　　祭出降价令，发改委的主要出发点就是希望将虚高的药价打下来。

　　张仕元分析，发改委还有一个初衷，就是希望降低医疗保障的费用。由于药价居高不下，这方面的费用支出都在逐年上涨。去年上海市政府曾出台过限制高价药的政策，也是秉承这一思路。

　　所以，在此次降价的药品中，都是属于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

　　6月9日，为了使此次降价真正落到实处，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在南京召开联合会议，参加者主要是各省物价局和卫生厅的负责人，强调要规范医疗服务收费项目，整顿医疗收费行为，纠正药品购销中拿回扣、开单提成等不正之风。

　　但是此次降价令，究竟会收效如何，似乎并没有太乐观的评价。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认为，这次抗生素大降价的力度比较大，对普通老百姓肯定会有一定的好处，但仍然属于治标不治本之举，并不能真正将虚高的药价大幅降下来。

　　章建辉认为，以往的经验表明，一旦某种抗生素价格大幅下降，医院或医生就可能弃之不用，或者很少使用这种药品，取而代之使用其他高价的抗生素。

　　最典型的莫过于青霉素。经过数次国家发改委的调价后，现在一支青霉素的价格大约为0.7元，与之疗效接近的头孢曲松呐在调价前是每支30多元，如果是外资药厂生产的，则在百元以上。这种降价的最终结果是，目前很多大医院很少使用青霉素。

　　由于在大城市里销路不好，有制药厂甚至打出“青霉素上山下乡”的口号，将市场重点放在比较贫穷落后的地方。张仕元也表示，青霉素的这种命运大概是发改委没有想到的。

　　张仕元分析，抗生素大降价后，可能会引发两方面的行为。

　　一是来自药厂。制药厂如果觉得这种药无利可图，可能就不再生产。而是将原来的药品重新换包装，然后申请新药，从而绕过降价令。去年上海控制高价药后，一些外资药厂就曾如此操作。

　　二是来自医院。医院会选择其他没有降价或新的高价抗生素药品。“现在还没有说，哪一种抗生素是不能替代的。”他说。

　　无论哪种情况发生，都似乎具有“劣币驱逐良币”的意味，即高价药驱逐了低价药。

　　针对这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国家发改委提出的措施包括：要求规范医生的处方行为，促进合理用药；适时降低其他抗生素药品价格，保持同类药品间合理比价关系，防止药品替代；发挥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作用，规范医生的用药行为。

　　“发改委也不可能握住医生的手开处方。”章建辉说。他对这些举措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医药分业是根本手段

　　如果要寻找把药价降下来的现实障碍，目前的药品流通体制成为众口一词的炮轰对象。

　　李玲认为，国家通过多轮药品降价和药品招标，已经使药品的价格降低了许多，但目前医疗服务等相应的价格并没有提高，导致“以药养医”的体制没有出现根本变化。医院为了生存，高价药就有市场，药品降价的效果只会大打折扣。

　　张仕元认为，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改革药品流通体制和公共卫生体制。

　　据了解，我国最早从1951年开始，从药品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医院，当时的政府财政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补贴医院，普通百姓也无力承受医治费用。所以，中央政府决定把药品批零差率留给医院，“以药养医”机制由此萌生。

　　50多年过去了，对于中国大多数医院来说，卖药仍然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一位负责人表示，省人民医院是江苏最好的医院，卖药收入大约占医院总收入的50%。这一比例比一般医院都要低。

　　据记者了解，除少数大医院并不完全依靠卖药收入外，大部分医院卖药收入能占到全部收入的70%至80%。像每支出厂价大约只有3元的头孢曲松呐，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最后在医院卖给患者达到30多元，也就不足为奇。

　　张仕元的研究表明，一般药品患者拿到的价格大约是其出厂价格的5至10倍。

　　医药界的共识是需要推进医药分业。去年底，中国医药会计学会在递交给国家发改委的《关于药品价格问题的汇报》里，提出“国家主管部门要积极推进医疗卫生、医药流通体制改革”，对医药分业予以重点论述。

　　具体措施包括：把医院门诊药房，逐步从医院分离出去，变事业型单位为企业型管理；对医院实行直接补贴等。其实，国家从2000年开始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确定的思路就是实行医药分业。引入竞争机制，患者可以选医生，处方药可以外配。

　　但是，从最近几年的改革进程看，这种医药分业的思想还主要停留在纸面上。因此，药价仍然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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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价虚高的5个原因

　　一、有些医院是谁的价位高，就进谁的药，所以，制药企业不得不想方设法找价格主管部门将药品价格拉高，扩大“回扣”空间，以多给医院有关人员“好处”，医生就开谁的药。没有“回扣”，药品又怎么进销售的最终环节呢！

　　二、我国药品生产企业低水平重复建厂严重，比如有的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如生产环境及生产条件好、质量标准高的企业，反而销售还好，厂家的重要方法就是“高定价，大回扣”，得到医院、药品零售商欢迎。

　　三、所谓的新产品泛滥，药价管理部门为增强药品生产企业开发新产品的能力，适当放宽了药品生产企业利润率，这是一件好事。可是有的企业为得到优惠，改一下包装，变一下名称，便成了新产品，就报价格主管部门把价格提高，而所得到的好处不是用到新产品开发上，而是扩大“回扣”，增强所谓的市场竞争力。

　　四、制药企业所在地为地方利益，有的也维护“高定价”，以扩大销售，增加税收，同时也能增加当地就业人员。

　　五、医药代表、生产、经营企业销售人员，在这方面急待加强组织和管理。据估计，在北京市就有近万人，全国约有20万人。这些人在推销药品方面，是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的推销手段，在有些方面负面影响是不能忽视的，特别是在药品虚高定价给回扣方面，后果相当严重。

　　——引自中国医药会计学会《关于药品价格问题的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