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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对于翁华铭的自杀，其家属称“因空壳奶粉事件被媒体曝光、特别是他被停职调查后，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自杀固然不可取，但如果一个官员因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而自杀，足以见社会舆论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常常成为党纪国法的一种补充，而如今一些官员所缺乏的，恰恰是对社会舆论的敬畏，对舆论压力的感知。
对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表现出不屑或者麻木的事例，过去发生的实在太多：西北某地因执行退耕还林政策不当而致使多名村民接连自杀，有关镇干部不仅见死不救，竟象没事儿人似的泰然处之；某官员驾车路过车祸发生地见死不救，神情竟然十分轻松坦然且颇理直气壮，因为他急着去办公事并声称车是自家的；假冒伪劣商品害死人的恶性事件近期发生密度颇高，但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很少有责任部门官员在几近沸腾的社会舆论面前表现出压力，更谈不上主动站出来遏制事态或承担责任……
有人认为，权力者只对权力授予人负责，这话肯定有道理。社会舆论主要由民声、民意构成，而当今一些官员之所以不怎么在乎社会舆论，不怎么把群众的评价放在眼里、放在心上，是不是因为他手中的权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赋予”、而是上级给的？换言之，他获得权力的主要成本投入不是通过实际行动得到人民的拥戴，而是通过追求政绩甚或人际艺术得到上级的垂青。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官员不重视社会舆论、不理会民声民意难道就符合情理逻辑了吗？我看不然。
“注意影响”曾是新中国建立后相当一个时期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那时官员的“注意影响”意识确实很强，包括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对群众的关系爱护等等。“影响”是什么，不就是今天的“社会舆论”么？注意影响也好，看重社会舆论也罢，其实是任何社会制度下一个普通公民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一种看起来“软”实际上“硬”的外部约束与自我约束的混合体。按说，过去那个“注意影响”的年代和今天这个时代，在政治体制特征上实无大的不同。今天的一些官员之所以不在乎社会舆论、不讲求“注意影响”，不能主要“归因”于体制，而应看成是“体制外”的个人精神缺陷和人格缺失。从大背景看，则是“注意影响”好传统的流失。
法治社会里，法律当然是规范包括官员在内的所有公民行为的主要依据。但法律是强制的，是以事后惩罚为特征的，假如我们的官员事事处处都有赖于党纪国法的强制性规范，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官员对于“社会舆论压力”以及“注意影响”的看法和态度，其实也是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基本道德水准的反映。假如这种意识能强有力地发挥作用，诸如上班时间打牌赌博、吃喝赖帐、攀比豪华车、傍“大款”、出入色情场等等许多百姓诟病、影响恶劣的事儿，想必官员都不敢去做、不屑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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