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安抚嘉禾之痛？

　　本报记者 王晓红 实习记者 喻向阳

　　6月1日，建设部调查组撤离湖南嘉禾的第二天，记者来到拆迁居民家中，这里的居民关上门悄悄地跟记者说，在建设部调查组来嘉禾调查期间，嘉禾县派了很多暗线在暗地里监视他们，媒体记者来拆迁居民家中采访时也有嘉禾县派来的人陪同。

　　“政绩”工程惹民愤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在“株连九族”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嘉禾县委、县政府求经济发展的迫切心情，但是欲速则不达。

　　在2003年县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嘉禾县委领导曾宣布：在郴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42项综合评价指标中，嘉禾县有24项指标落后于全市平均水平，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倒数第一。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嘉禾县的干部们觉得只有不断加快发展才是惟一出路。为此，各种“高难度”任务接踵而来。2004年嘉禾县委为全县财源建设“双百”竞赛下的“硬任务”是：全县投资100万元的新、扩、改项目达到100个以上，新增税收1000万元以上，“要建立整体‘逼’、层层‘逼’的项目建设责任机制”。实际上，嘉禾人多地少，地处偏远，没有交通和区位优势，县委、县政府提出这样的发展目标，对干部来说压力很大。近几年县里将机关单位分为三类，每一个机关单位都分配了刚性的“招商引资”任务。在这种背景下，“项目建设”成了嘉禾县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指标。县委提出，务必形成项目建设“一浪高过一浪，大上项目，上大项目”的“生动局面”；并提出了“项目上、干部上；项目下、干部下”的干部政绩考核方案。2003年，县里提出对项目建设考核名次排末位的干部，要“坚决给予就地免职”，决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据嘉禾县干部群众反映，这几年嘉禾县的经济发展环境恶劣。有关执法部门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引起了外来投资者的强烈不满。其中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一家名为“长盈针织厂”的台资企业因不满有关部门的刁难愤而离开嘉禾。

　　政府应重拾诚信

　　“这是我一辈子的痛苦，”李柏清对记者说到这句话时已经是泪流满面，株连九族的强制拆迁在她的心灵里打上了一个深深的烙印。

　　李柏清四世同堂，如果她家仅40多个平方的房屋拆迁掉，那么四代都没有房子住了。而更让她感到切肤之痛的是株连九族的强制拆迁使她的亲人在亲情和自己工作的天平上摇摆。李柏清的堂弟李嘉禾在嘉禾莲荷乡中学教书，她叔叔李彬在县城城关中学教书。李嘉禾流着泪跟姐姐李柏清说，假如要他签字的话，他会放弃亲情签上自己的名字，尽管这样要受到心灵的谴责。

　　整个嘉禾县160多名党政干部和公职人员牵涉其中，11人受到“株连”被降职或调到偏远地区，四对夫妻因为逃避“株连”而突击离婚。

　　嘉禾县委、县政府精心打造的珠泉商贸城满以为会黄金满地，但至少到现在，并非如此。

　　一位周姓居民告诉记者，他一个姓徐的浙江朋友，原来在广东省连南县开服装店。嘉禾县委、县政府在广东进行招商引资后，5月3日，徐老板来到了嘉禾县计划到珠泉商贸城买一套200平方米的商铺做服装生意，但是听说每平方米要18000元，总共投资要360多万元时，最终还是把这笔投资取消了。

　　原珠泉农贸市场个体协会会长刘玉明对记者说，现在在县城做服装生意的一位湖南邵东人原来花了50多万买了一间商铺，觉得不是很划算，最终还是退掉了。

　　嘉禾县委、县政府一系列做法不仅给拆迁居民造成亲情的创伤，更重要，也是最致命的创伤是政府失去了诚信。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尹向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发展经济与老百姓的利益不但不是一对矛盾体，而且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两者相辅相成。但是当地政府为了在短时间内取得政绩而忽视了经济长远发展利益，只会适得其反。他认为，嘉禾县委、县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操之过急，忽视了老百姓的利益。

　　尹向东还向记者提到，政府应该要建立健全一个政府诚信机制。健全政府自身的诚信机制，使政府有稳定的政策及其制定机制，有公共权力合理运用的机制，有健全的责任机制。政府诚信对社会诚信具有很强的推动力和影响力，没有政府的诚信，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诚信。政府的诚信机制健全了，老百姓才会对政府有足够的信任感。

　　拆迁居民李振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句话，代表了嘉禾县拆迁居民的愿望：“我们希望新一届政府是一个诚信的政府，是能为人们说话办实事的政府。”

　　立法之痒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拆迁该不该规范，由谁来规范。在一些地区，农民对征地补偿过低最忧虑、最不满，但因为无法可依，或者地方法规不合理，除了上访这样成本高、效率低的方式，基本没有维权渠道。还有像强制拆迁的执行主体，非法拆迁如何惩罚，拆迁双方如何保持估价的平等权，如何确定拆迁项目的公共利益性等问题，目前都没有全国性的法律统一明确下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湖南嘉禾县采访的几天中，光接受嘉禾县农民对土地征用补偿问题的投诉就达到了16件。江苏徐州和吉林等省的农民千里迢迢跑到湖南嘉禾为的也就恳请新闻媒体能够监督这些在土地征用、拆迁工作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不受侵犯。

　　国务院于2001年6月6日在第40次常务会议上通过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并于2001年11月1日正式实施。《条例》中说明，各地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依据此条例制定当地的拆迁管理规定。

　　《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1983年12月17日颁布并实施）中第三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城市私有房屋的所有权。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侵占、毁坏城市私有房屋。第四条又规定：城市私有房屋因国家建设需要征用拆迁时，建设单位应当给予房屋所有人合理的补偿，并按房屋所在地人民政府的规定对使用人予以妥善安置。该规定强调了两条：第一，建设单位要给予拆迁房合理的补偿，重在“合理”二字；第二，拆迁单位要对被拆迁人进行妥善安置，有房可居。这样可以较好地保障城市公民私有房屋的合法权益。但是，第四条的后半部分又规定：被征用拆迁房屋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应当服从国家建设的需要，按期搬迁，不得借故拖延。这样的规定，就是一种强制的措施，因而不能保障公民在拆迁过程中的合法权益，这强调了国家利益，而忽视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这条规定明显违背公正、公平原则，在诉讼期间，尽管公民不服拆迁补偿，但是却不会停止拆迁。

　　第十七条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正是因为拆迁管理部门可以强制拆迁的规定，使得野蛮拆迁大行其道，造成拆迁中的不公正、从而导致矛盾激化。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蔡骐博士对记者说，在这个《条例》中，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既是拆迁实施者，又是管理者；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怎能确保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所以，这个《条例》制定之初，其利益导向就不公正、不公平，明显偏向于政府和国家利益，没有把公民的合法利益放在天平的另一端，不能确保公民的私有合法财产受到保护。被拆迁者处于弱势地位，缺少法律的支持与保护，这就是为什么众多的私有房屋拆迁官司中，总是被拆迁人输多赢少的缘故。

　　2004年以来，国土资源部加大了对土地的监控力度，要求各地对城市建设用地、特别是房地产开发要从严控制，严格审批，对城市建设盲目无序扩大用地“叫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要想彻底解决城市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从根本上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仅有行政命令是不够的，需要法律的支持，而在立法时，首先需要端正立法理念，站在既保护国家利益，又保护公民合法利益的公正角度进行立法，防止立法利益上的偏向问题；及时废止落后的法律法规和不公正的法律法规；三是要充分发挥司法维护社会公正的作用，以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国文对记者说，拆迁，涉及到城市千千万万公民和群众的利益，在没有法律相制约的情况下，拆迁管理条例应当处于中立地位，既要保护国家利益，又要保护群众利益，并且应当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否则就会造成立法时的不公平与不公正，这是立法时应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