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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福勇
持续了近六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今年5月底有了称呼的改变——由“积极”转向“中性”。这一称谓的改变，表面上看是一种政策的风向转变，但与去年底以来一直强调的宏观经济局部过热的大形势结合起来，用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则说明不仅是一项政策的转变，更是经济形势上的一种转变，一种经济运行规律在面临一些不可持续性的高速发展扩张之后的
一种有效的调控；或者说是一种类似水坝的控制阀门，当水位上升到一定警戒线后，必须进行泄洪一样。
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当前财政政策在提法上由“积极”向“中性”的转变，不过是个形式称呼的改变，而在经济运行的事实中，这种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已经早有动作。从货币信贷的紧缩，到产业政策重心的调整，以及资金流向的严格审批等等，无一不表明中央在财政这一工具利用上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其“作为性”。从总量来看，总量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不增长，这本身就是一种淡出，正如每年将银行信贷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比例，其实就是在收缩银根，因为从发展的角度看，一个可持续的发展阶段肯定是一个有着持续增长比例的过程。
而由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不可预料的因素，经济运行中遇到的一些结构性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未来经济发展可能的不持续性，则必然要求对现行的政策方向给以调整。以保持在未来岁月里经济不至于大起大落。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是适应当前经济运行特点与需要的政策调整均是必要的必需的。
从今年我国的这次财政政策的转变来看，其必然性也是客观存在的。正如一些专家们所指出的，首先，不可忽视的现实与现象是，近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我国一些地区的基建项目如机场布点过于稠密，一些机场建成后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沿海、沿江新建、扩建大型深水泊位码头成风，吞吐能力严重闲置；一些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地方花费巨额资金修建了高速公路，但车辆通过率很低，甚至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也不会得到充分利用。其它一般性竞争领域里诸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电力行业等的重复建设更是有目共睹。
可以清晰看到的是，与货币政策一样，财政政策在转向上也更注重在了结构性的调整，其财政支出的方向性将趋向更加合理的配置。财政政策将更多的从市场经济运行中的许多不需要财政“越位”的地方退出，而更多的流向财政应流向的“缺位”和“不到位”的方向。从一般的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原则来看，应当收缩财政的生产建设型领域，主要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如社会基础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并促进公平分配，维护宏观经济及社会稳定、保证政权建设、国家安全等。但在现实国情中，我们无法回避中国农村与城市二元化结构特征十分明显的现实，因而在关键性的生产建设项目支出上财政依然是重头戏。
从长远来看，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则要慢慢淡出，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需要进一步降低，对一些大型项目，市场竞争的门槛可以放得更开一点。从今年1－4月来看，虽然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有大幅上升，但1－4月，全国基本建设支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1％，财政部官员也表示正采取把预算中已经确定的建设性支出往后推，从而将全国基本建设支出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
整体而言，此次财政政策变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已经明确提出这种方向，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已经开始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当中，5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明确指出，要加大对农业、高技术产业，交通、能源等薄弱环节和教育、科技、卫生、生态环境等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继续支持西部大开发和东北等老工业基础振兴。而这里面显然财政支出是绝对的重头戏。另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国2249万城镇居民得了最低生活保障补贴，到5月份，12个省的粮食主产区下发了粮食直接补贴资金80亿元，而这全是财政政策变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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