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宏观调控不是包办市场

　　为遏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态势，无论是央行、银监会还是政府相应的部门，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抑制措施，调控政策效果明显并在进一步释放。而下一步调控政策趋向以及方式，已然成为近来各界再次关注的问题。

　　处理好四种关系

　　我们认为，中央在下一步的调控中，需要正确处理好四种关系。

　　首先，处理好调控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确立后，政府运用“有形之手”调控经济并使之达到平稳运行，几乎成为各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做法。虽然后来各学派比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以及新古典经济学派试图对此提出挑战，但并没有动摇这一理论在各国经济实践中的运用。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对于经济增长波动，政府在越来越多地运用各种手段——包括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使其快速、持续、平稳增长，并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非常成功的案例。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软着陆”。

　　但是必须看到，在整个调控过程中，也有部分措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过分强调经济波动可能为国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没有权衡调控所产生的成本与收益孰大孰小。

　　这一点，应当成为决定宏观调控政策走向和力度的基本判断标准。也就是说，如果认为调控本身所生产的成本大于调控所取得的收益，那么该项调控政策对整个社会将产生效率损失，所以不应当出台；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有所提高，应当出台该项政策。

　　其次，处理好两只“手”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通常有市场调节（“无形的手”）与政府调节（“有形的手”）两种手段，政府调节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即通过改变政府能够影响的市场参数来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从而达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的。

　　如何运用行政手段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市场发育程度较低，改革进程还在继续，许多经济主体对价格、汇率和税率等市场价格参数不敏感，从而对政府改变市场经济参数的反应也比较迟钝。这时，仅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的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根本起不到调控的作用。

　　这时，则需要在“非常时期”运用“非常手段”，即运用行政手段。但在运用行政手段——“第三只手”时，还应当明确这样几点：

　　其一，行政手段应仅作为辅助和临时性手段，不能把它作为主要手段，更不能经常化；其二，行政手段很容易导致行政机关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这不仅破坏正常的市场信号传导机制，更容易产生权力滥用和腐败蔓延；其三，行政调节要更多地倾向于总量调节，而不是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干预；其四，受利益驱动的投资主体，结构性措施很容易被投资主体采取迂回的策略所绕过，使宏观紧缩政策的有效性下降。

　　第三，处理好短期调控和中长期发展的关系。经济周期性波动是经济（无论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运行的常态，绝对的平稳仅是理论上的，是宏观调控所追求的目标，在实践中很难实现。因此，对经济周期性波动，应当以理性的、开放的、长期的眼光来看待，适时进行调节，尽最大努力使其平稳，对正常的波动不应当过分敏感，更不应当采取非理性方式进行干预。

　　在对经济短期调节中，一是政策一定要有连续性、稳定性，要给各类经济主体以稳定的预期，切忌朝令夕改，否则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加剧经济波动，产生与宏观调控目的相背的结果；二是要保护各方长期发展的积极性，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在更高水平和层次上发展；不是靠铺摊子、低水平扩张发展，而是要走集约型发展道路，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政策需要在千方百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还要千方百计为加快发展创造条件。

　　第四，处理好投资调控与“回波效应”。如果中国采取措施控制投资增长，势必造成市场对基本原材料的需求放缓，这将直接影响原材料供应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急剧下滑，投资增长大幅回落，将会对很多亚洲国家和地区产生负面作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紧缩又会反过来对国内经济产生进一步负面影响，进而增加经济“软着陆”的难度。这是当前实施控制政策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把握投资调控

　　在处理好上述关系的前提下，还应从三个方面把握好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政策。

　　首先，宏观调控政策要严格把握好时机和力度。本轮经济扩张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拉动。要给过“热”的经济降温，使经济在更加平稳的轨道上运行，重要措施之一就是采取措施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投资增长下降过快也将导致经济增长的放慢，新一轮通货紧缩将不可避免。

　　近一年来，国家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是非常全面和严厉的。根据预测，投资将在今年二季度开始回落。在这种条件下，宏观调控政策不必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应追求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的平缓回落。投资回落过快，将使政策成本增大。在政策效果尚未充分显现、投资已经出现平缓回落的情况下，不宜进一步加大“刹车”的力度。

　　其次，中央应充分估计政策的副作用。前不久，发改委、央行、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当前部分行业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目录》。从短期看，这些政策对抑制部分行业投资过快增长效果明显，长期也有助于避免行业低水平扩张和降低银行业风险。

　　但同时，不应被忽视这些被列入禁止或限制“黑名单”的在建或已建成项目，由于其资金来源的突然中断，从而导致投资“血本无归”，以及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进一步上升。这实际上更加大了银行风险，有悖于防范银行风险的初衷，导致企业和银行的“双亏”。

　　政府制订政策必须言之有据。在认识上，要给市场留有自我纠错和自我调整的空间，政府不能全部包办代替；发展规划部门要切实调查研究，提高对未来国民经济和各行业发展的预测水平，为宏观调控提供科学依据；银监会应以外部监管为己任，强化银行风险预警机制，而不是大包大揽控制所有风险。

　　第三，通过制度变革促进企业投资积极性。以减少地方政府对投资的干预为重点，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一个有竞争、硬约束的投资机制；政府必须为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高效的信息服务，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