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副处长与“中国反腐特别方略”

　　作者：江海波 田彦红

　　王明高感觉到，他主持的课题已经走到命运攸关的时刻。

　　6月15日，王明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这一天，课题组研究的“中国反腐特别方略”已经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与争鸣。其中被广泛质疑的一个焦点就是“特别方略”里提 出的“设立一个全国退赃公开账号”，并对按规定主动退还赃款的官员实行无罪赦免。

　　据当天统计，在部分网站，大约有八成的网民对这个提议持反对态度。一网民甚至说，“这个主意如果不是腐败分子就是腐败分子的亲戚想出来的！”

　　在某知名电视节目里，反对者的声音显得异常激愤，振振有词得让支持者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

　　王明高感觉到了课题组成立5年来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他说，如果民众不去了解有关背景和他们的“良苦用心”就简单地进行否定，他很担心这样会把课题组的成果扼杀在摇篮之中。

　　一个神秘的课题组

　　是媒体把这个课题组推上了社会瞩目的焦点，也是媒体让这个课题组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有媒体报道说，这个课题组是中纪委、监察部委托湖南省做的。王明高说，这是一些媒体不了解情况妄加猜测，“课题组完全是我们自发成立的，只不过研究成果出来后，确实得到了上层的关注和支持。”

　　“如果最当初不是得到湖南省委某高层领导批示表示支持，这个课题也许走不到今天。”王明高说，“反腐的确是个敏感并且不讨好的事情，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碰。”

　　王明高，47岁，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一名正处级副处长，到明年3月，王刚好做满10年处级干部，而在做处级干部之前他已经做了10年科级干部。事实上，正因为王是一个“小官”才使得他能放下个人前途得失，去承担起这个许多人不愿冒险的敏感课题。

　　王明高向记者回忆了当时写这篇文章前后的一些情况。“最早是1999年4月18日，我把草拟好的文稿带在身上去岳阳、株洲、湘潭、邵阳、娄底、长沙等市搞‘三讲’，每次‘三讲’之后的空余时间，我就把我的文稿给这些公检法系统负责人、银行行长、副市级领导等官员征求意见。在此期间，我先后把退赃问题的‘不退’、‘少退’，金融实名等问题作了补充和修改，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重新修改一次，”王明高说，“从1999年最初到现在，我们先后作了至少36次修改。”

　　“在稿子撰写前后，我多次到了省内外的一些高校、公检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征求意见。大约在2000年上半年的某一天，我在湖南大学找了一些法律、金融方面的专家开了个论证会。也是在这个时候，湖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导孙昌军、金融系副主任乔海曙等人加入了课题筹备组。

　　“最早的时候，课题组只有我一人，后来发展到6人，到1999年12月31日成立的时候，我们12个人课题组成员加上长沙市委一名副书记等4人正式启动了课题，因为第二天就是新千年的元旦，我们的课题就取名‘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2000年3月16日，湖南省委组织部、省纪委成立了申报国家社科规划的课题组；同年5月12日，课题被正式批准立项。”

　　时至今日，这个课题组已经发展到了69人，下设12个子课题组，仍然是王明高副处长担任组长，但阵容已经相当“豪华”：有厅级干部11人，博士生导师3人，博士研究生8人，正副教授、研究员26人。

　　王明高说：“所有这些人都是为了反腐而来，否则人家厅长怎么会听我一个副处长的？”

　　反响与争鸣

　　课题组的许多成果已经被有关方面采纳和借鉴。

　　最家喻户晓的是目前在浙江、江苏、安徽、新疆、辽宁、宁夏六省(区)以及宁波、深圳、珠海、济南、长沙等二十多个市分别建立不同名称的廉政账号。王明高说，这些账号都是在他们的子课题《惩治腐败与设立全国退赃公开账号研究》成果发表之后设立的。

　　2002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特别方略的议案经人大代表提交全国人大，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作出了如下书面答复：“我们现在已经实行的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金融实名制等制度确实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你们提出的具体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

　　事实上，湖南的课题组还做了另外一件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参与国际反腐方面的学术交流。课题组一成员说，中国这些年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一直在提高，“这除了我们的反腐力度在加大之外，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

　　不过，除了上述肯定和赞扬声外，课题组提出的“特别方略”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非常尖锐的质疑，这些质疑最早甚至还包括课题组的内部成员。

　　总课题组成员之一的法学博士导师孙昌军教授是在王明高去湖南大学征求学者意见时加入课题组的。孙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当时听说这个设想之后是在座的第一个泼冷水的，“因为要那些贪官把赃款退出来就对他进行无罪赦免是与现行的法律相违背的，根本就行不通。”

　　孙昌军说，无论是从我国现行法律的自首制度、立功制度还是赦免制度来看，这一条都“套”不过去。“自首、立功可以减刑，但再减也不能减为无罪；特赦可以赦免刑罚，但无法赦去罪行。”孙昌军认为，无论如何，那些官员在受贿之后其犯罪行为已经完成，即便是事后退还赃款也无法更改这个事实。

　　孙昌军说，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做法也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可以“套”得过去，这种提法的跨越确实很大。

　　孙昌军说，“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在这方面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我在加入了课题组，特别是对腐败问题进行深究之后，便发现，从现实意义上看，这个方案有许多可取之处，因为它已经是在从反腐的更根本的层次上做出思考。”

　　妥协之策还是根治之道？

　　孙昌军说，如果对退赃的官员实行无罪赦免，就必须在法律上做出一个很大的突破。目前法律理论界对此的争议很大，但实务界的这个设想比较接纳。孙认为，从法律为现实服务的角度来说，完全可以考虑修改有关法律条款。

　　课题组对前苏联的腐败作了对比研究，他们发现，前苏联的解体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那些既得利益群体要求巨额非法收入合法化，因为这个势力群体已经非常庞大，并且拥有很大的权力。

　　课题组指出，中国现在必须汲取前苏联的失败教训，正视当前所存在的腐败问题。同时给那些有重新做人的官员一个机会。

　　王明高说，他最早研究腐败问题的时候，想得最多的也是“杀”，但现在的想法改变已经很大。“‘杀’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我们这些年杀了这么多贪官，腐败似乎并没有减少。”

　　有人认为，“特别方略”想通过退赃的方式把既往的腐败问题一笔勾销，是因为腐败问题在有些地方已不是个别现象，这种设计是一种妥协的安排。课题组副组长、湖南省纪委副书记唐东平说：“有必要给一批有悔改意图的官员一个机会，要维持国家社会的稳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必要的妥协，但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向腐败分子妥协。”

　　课题组认为，既然腐败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就非常有必要把这些历史问题妥善解决，搁置不是办法，我们要有面对的勇气。

　　王明高说，我们需要寻求一种治本的反腐思路，需要从四面拉开一张网，我们设计退赃账号、实行金融实名制、健全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制度、防止资金外逃是从四方全面堵住腐败。退赃只是从一面拉开一张网，四周还有很多出路，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到了多达近亿元的赃款。

　　对于课题组的“特别方略”，有专家做出的评价是，这种反腐思路是从一些更基本的层面来考虑问题，这里面包含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观念，也有社会心理学上的思考。

　　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TI)对课题组的评价是：“他们脚踏实地，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措施，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制约和打击腐败的思考方向和着眼点是正确的，值得肯定的，也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其他反腐败研究中所缺乏的。这些第一手调查所取得的资料，将为世界反腐败运动提供宝贵的经验。”

　　孙昌军说，下个月，他将以课题组访问学者的身份去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走一圈，与这些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专家探讨有关法律问题；而另一课题组成员则将去其他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孙昌军说，课题组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但他想去听听国际法律界的意见。

　　现在，课题组正在争取获得“国家重大委托课题”地位。这是国家最高级课题地位，关系到国家的重要决策。中央有关方面建议课题组在名称上体现“预防”二字，新申报的名称已改为《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