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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士虎
五
我参与编写《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一书，沈梦月女士曾给我看过《南浔刘氏墓志铭》、《刘通奉家传》、《南浔刘氏支谱》等刘氏家族史料，看到的却是刘氏创业的坎坷
，仿佛字里行间浸透着汗与泪。
刘镛（1826—1899），名介康，字冠军，一字贯经，浙江湖州南浔人。刘氏祖籍上虞，清康熙时，二十四世祖尚贤公始迁南浔，居住在泰安桥边的丝行埭。至刘镛已是29代后人，其祖父、父亲及叔伯都是丝行雇工。刘镛15岁时，就到南浔一家绵绸布庄学生意，学徒先做佣人，洗衣、烧饭、劈柴、挑水、打杂、领孩子、倒夜壶，一天忙到晚，夜里只能睡在低得直不起腰的小阁楼上。吃饭只能在师傅们之后，抢着扒几口，往往吃到的是剩菜冷饭，有时才吃几口，那边一喊，你就得丢下饭碗去干活。当时，绵绸布庄比一般行业相对好些，学徒拜师后，如同药材店、茶食店等称先生一样，是属于“长衫班”的。刘镛从一年杂工、二年帮工、三年后做“下手”能够拿起一把尺丈量绵绸、布匹起，开始丈量着自己未来的路。但他辛苦一天却只得十文点心钱，即使像他师傅，年收入也不过百缗（一千文为一缗，百缗为一分银）。因此，他早有心机想“跳槽”，改学丝业。三年后，年仅17岁的刘镛由叔祖达泉公介绍，到谈德昌丝行当伙计，待遇比绵绸布庄已高出很多，年酬洋银十元，年底老板因他勤快能干还奖励洋银六元。
在谈德昌丝行四年里，由于刘镛聪明好学，已悟出了丝行经营之奥秘。那时的欧洲各国已经意识到上海开埠的真正价值，特别钟情南浔的辑里丝，纷纷到上海落脚，年出口达到八、九万包，其中得利之丰，岂能不让刘镛怦然心动？他要闯出自己的事业，就必须摆脱受雇打工的束缚。那年除夕夜，谈老板请伙计们吃年夜饭时，刘镛端起酒杯坦诚表明：虽然心存感激，但为了养家活口，只好另谋出路。大胆的刘镛又一次抄了老板的“鱿鱼”。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六月，刘镛东凑西借，筹集到2000银元，与同乡邢赓星、张聿屏合伙开起了丝行。他讲究信誉，恪守商德，与邢合伙业丝近二十年，都由他“一手出纳，比析肆，发梳眉列，无所遮蒙，人以为难”。更难能可贵的是邢赓星死后，刘氏的家业已远远超过邢家，但他不忘邢家的恩德，仍亲理出纳，邢家只是坐享其成；斥资析产时，刘也毫无私心。刘镛的良好商德主要得益于伯舅王文的熏陶。后来，刘记丝行几乎遍布南浔镇，而且家家门庭若市，刘镛仍亲自验丝、掌秤，王文就常在旁边观看，并劝告说：“经商者要目光远大，乡民辛苦累月，万万不可占其便宜。欺人就是欺己！”这些痛切告戒，刘镛晚年回忆时，仍感动得流泪。
吃苦耐劳、灵活果断是刘镛经营成功的另一秘诀。他常常天不亮就起身，忙到半夜还不得休息。咸丰六年（1851），刚刚死了父亲的刘镛跨入26岁的门槛，遇到另一合伙张聿屏突然撤资离去。一气一急，他病倒了。次年9月，刘镛决定到上海滩闯事业，这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到同治元年（1862），刘镛靠经营辑里丝发迹，家庭已十分雄厚，不仅捐了蓝翎光禄寺署正，且看好在上海购地建屋。也就是这一年，曾国藩在上海招商运盐，刘镛就不失时机地投了盐业，不久又开设典当，继而涉足商界其他领域。到了晚年，他的家产已高达2000万两。“而能以风义自树立于当时者”，在浙江，只有杭州的胡光墉，宁波的叶澄衷可与他相比。
刘镛发迹的话题引我沉思，给我启迪。抑或中国还是外国的创业者，个中的精英无一不是从艰难困苦中闯出来的。刘镛曾训诫其子女说：“汝于钱财出入，寸宜宽，尺宜紧。寸不宽，则所得者分，而必为众怨之的；尺不紧，则所失者寸，而即为启侮之由。谚云：贪小失大。又云：无思无算第一穷，常言均有至理，汝其毋忽。”有人曾概括地说，刘镛年轻时开始与“一把尺”打交道，最后靠这“一把尺”量出了偌大家业。这真是人生哲学的格言警句。
（未完待续）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6月21日 第十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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