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

　　作者：杨磊、张运成“海外利益”实际上是“境外的国家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传统上国家利益的体现有较明显的地理界限，但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相互关系的深化，国家利益体现的地理界限已有所突破。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是狭隘的国家利益，中国和平崛起与外部世界的紧密关联性，决定了中国考虑的国家利益不是孤立的国家利益，而是与全球和地区利益有相容性的。嘉宾：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刀书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冯仲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 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傅梦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运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翟 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危机管理与对策研究中心国际部主任秦晓程中国国际法学会秘书长主持人：本报记者杨磊、张运成（特约）专题执行人：本报实习记者陈里、杨铃香场地提供：涧桥咖啡屋什么是中国的海外利益

　　主持人：现在，无论哪个国家发生了恐怖事件或意外灾害，中国使领馆总要迅速查证有无中国人受伤或遇难；中国的产品时常遭遇反倾销调查，中国企业由茫然无措到开始反击；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时常牵动国内有车族的神经，许多家庭紧盯着加油站的告示牌；有消息指美国准备用军队保护马六甲海峡，立即引发中国及周边国家担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当前伊拉克的动荡局势发表看法，清晰表态中国不会“漠然处之”；近日发生在阿富汗的中国工人被恐怖分子袭击事件，激起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谴责……对于世界各地发生的很多事件，中国都无法不在意。细心解读，这里是否隐藏着一个有关中国在海外利益的命题。那么，什么是中国的海外利益呢？

　　刀书林：“海外利益”实际上是“境外的国家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简单地说，中国海外利益即在中国领土之外的中国国家利益，包括海外政治利益、海外经济利益甚至海外文化利益，以及为维护这些利益而相伴的海外安全利益。境外中国工作人员、侨民以及相关机构等是中国海外利益的载体。

　　冯仲平：中国海外利益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已经有了更广阔的内涵，当前正处于扩展态势，深度与广度前所未有。从其内容和规模来看，商品出口、原料进口、吸引外资、技术引进、国际旅游、承包工程、劳务出口、境外投资和技术出口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展。经济利益首当其冲，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其次，三方共同构成国家海外利益的战略核心。目前，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投资总额已达1500亿美元。

　　傅梦孜：传统上国家利益的体现有较明显的地理界限，一国的利益更多地是在其领土内体现并得到保护。这种国界内的利益也比较单一，一般不会牵涉其他国家。但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相互关系的深化，国家利益体现的地理界限已有所突破。特别是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和对外投资的加强，使中国面临更多的海外利益，如海上通道的安全、在外公民的人身安全等。海外利益观的生成背景

　　主持人：一系列的中国海外利益被侵害事件是否表明，主动地、有意识地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具有紧迫性和战略性？中国海外利益观的产生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冯仲平：中国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崛起为举世公认的区域性强国，与世界的关系内涵正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中国一举一动都可能牵扯世界的目光，所谓“树大招风”；另一方面，国际风云的变幻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中国，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基于此种背景，中国公众的关注点也随之变化，政府也开始审视中国海外利益问题。

　　冯昭奎：中国海外利益观的产生有几个突出的时代背景：

　　背景一是，经济全球化让各国越来越重视所拥有的海外利益。特别是在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对外贸易扩大，而海外市场是海外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产品可以制造但是市场很难制造，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资源利益也很突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因此，对能源的需求形成了很重要的海外利益；第三重要的海外利益就是投资利益，我们经常认为投资就是对内投资，而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增多，对外投资成为投资的重要方面。

　　背景二是，地区经济的一体化在加强，有人将其当作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台阶。对于中国来说，海外利益并非是均匀分布的，更多的还是指周边利益和特定地区的海外利益。周边利益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高密度所在区，因此要更加重视。而特定地区，例如沙特和伊朗、北非也将成为中国未来重要的石油来源地，这些地区和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背景三是，世界安全问题结构的变化。传统上认为安全问题主要是指军事安全，但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大国侵略以及防范结构产生变化，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上升到重要位置，其中包括人为属性的安全，例如海盗、贩毒等，也包括自然属性的安全，例如自然界对人类进行惩罚的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上升是中国重视海外利益的重要背景。

　　背景四是，美国实力突出的政治格局。美国军费超过其他国家总和的情况非常突出。在美国实力异常强大，很多地方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更应该关注，这也是中国要面临的安全问题的重要背景。

　　背景五就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在我们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已经开始出现了其他国家成熟阶段出现的问题，比如老龄化。中国要和平发展，就要保护我们的海外利益，而且越发展，在国内利益和海外利益的比重上，有可能海外利益逐渐上升。

　　傅梦孜：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期，我们对国家利益的指导思想尚不能摆脱理想主义色彩。上世纪60年代中国企业也曾走出去，但当时主要考虑的是政治利益和国际主义利益，并把它凌架于国家利益之上，否则就被认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80年代，中国开始考虑本国的国家利益，但由于在经济上忙于国内自身的发展壮大，因此无暇顾及走向国外市场。目前，中国寻求海外利益的时机和条件已经与以前的情形大不相同，这是中国大国地位决定的。既然建设一个民主、富强与繁荣的中国成为最高国家利益所在，那么海外利益作为实现这一国家总体目标的一部分必然不可或缺。“海外利益观”冲撞“和平崛起理论”?

　　主持人：在“中国威胁论”尚未完全烟消云散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有意识地保护自身的海外利益，是否会引起一些国家的不安？中国“新海外利益观”该如何与“和平崛起”理论结合？

　　张运成：从广义来说，中国人走到哪里，海外利益应该跟到哪里，这是肯定的。是否以及如何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有很大的敏感性。不保护，国内民众都盯着看呢。政府如果处理不好，国民信心会受到打击，所以这种东西很敏感。但是如果你有一套“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海外利益”的言论，在国际上势必要引起一连串的反应。中国现在很多政策出台，总是有西方国家指手划脚，如果中国大张旗鼓地提出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恐怕会引起一片猜测。

　　冯昭奎：我觉得倒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每个国家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都是很自然的事情。过去中国缺乏海外利益，现在我们海外利益大了自然要保护。试问哪个国家不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日本现在要把自己的自卫队派向海外，就是要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

　　张运成：但是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是无所不联系，你比如说中国这次宏观经济调控，立刻引起西方经济学家的怀疑，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法很粗糙，只会调整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根本没用。假如往深处引申的话，中国的海外利益就是一种势力范围，怎么能不引起关注呢？

　　冯昭奎：海外利益和势力范围我觉得应该是两个概念，我在哪个国家有海外利益我要去保护，和哪个国家是我的势力范围这是两个概念。

　　翟坤：其实海外利益可能包括三个阶段：海外利益的产生、保护和扩展。中国追求和保护海外利益没有错，关键是怕被西方误解。比如你说海外利益的产生，他说是扩张；你说保护，他说你对他有威胁，要扩展就更不得了了。所以在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时候要打掉中国威胁论，你要让这些国家感到安全舒适，这样问题就能解决。这里面恐怕还有一个层次和顺序的问题，所谓层次就是先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这是最基本的，这个保护是任何威胁都不会产生的。慢慢的可能我们会想到我们的地区利益和国际利益，因为它的自然生长顺序是这样的。目前阶段先提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可能比较好。

　　秦晓程：阿富汗事件一出来，按有的国家的做法是向某些国家派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这么做。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工人海外遇袭，首先是发生在领土国国内的行为，领土国应该具有属地管辖权，这个权力相对于其他管辖权来说是优先权（除非国家之间有协议，排除了这个属地管辖的优先权）。

　　傅梦孜：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是狭隘的国家利益，中国和平崛起与外部世界的紧密关联性，决定了中国考虑的国家利益不是孤立的国家利益，而是与全球和地区利益有相容性的。

　　冯仲平：中国谋求海外利益高举的是“道义”与“共赢”大旗，主张互利合作，反对霸权。所谓道义就是树立自己的文明，但是包容历史的遗留物，亦包容异己。而霸权是以自己的文明为宗旨，贬抑、灭绝异己，不容别人。中国不会像西方那样通过殖民、武力扩张手段来拓展海外利益，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之一，也是拓展海外利益的基本准则。

　　刀书林：与美国不同，中国人只想自卫属于自己主权范围内的和已融入世界的中国利益，并不想排斥其他国家各自追求的合理的国际利益。相反，霸权则排斥别国的自主发展权，是发展权的国际垄断。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长期以来坚持和平、合作，平等、互利的外交政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形象，是我们拓展海外利益的政治资本。海外利益如何取之有道

　　主持人：中国作为一个保护手段依然有限的“崛起中大国”，应该如何有效地保护自身的海外利益？

　　傅梦孜：要充分利用国际机制中有利于中国的部分，以国际通行规范开展活动，拓展利益空间。在新的国际规则建设和危机处理过程中的积极参与，既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该担负的义务。随着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和延伸，中国需摆正和处理好国际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例如，要熟悉并运用国际法特别是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自己的海上通行权利，这对出现海上纷争时进行谈判以至诉诸国际仲裁而言均是必不可少的法理依据。此外，海上能源通道涉及领海无害通过、群岛通过以及国际海峡等具体概念的界定，均为相关国家长期以来特别关注，中国应对此加强研究。

　　冯仲平：全球化为中国提供了外部的最佳时机与条件，在此大背景下，中国要维护和扩展自身利益，首要任务是要处理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我认为，参与是我们处理好与外部世界体系的唯一选择。首先，冷战后特别是“9·11”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国关系更加复杂多变，不参与将有被“边缘化”甚至“孤立”的危险。其次，国力发展至今已使中国再难置身于大国矛盾之外，而越来越成为别人可以利用的矛盾之一。与其在“体制外”被利用，不如以参与谋利益。随着海外利益不断扩大，对外投资、对外部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中国急需重塑世界观，努力实现从被动到积极应对、再到主动谋划与介入的战略转变。在与中国利益重叠的领域姿态要更积极，在利弊兼有的领域要善于沟通、对话，在利害不明朗的领域要预作打算。

　　冯昭奎：首先要加强经济外交。不少中国人在相当长时间内认为“外交就是政治外交，哪有什么经济外交”。其实经济外交跟政治外交是有区别的，主要就在于经济外交更务实，同时也更有建设性和专业性。比如我们要跟某个国家签订有关中国企业投资的海外保护协定，这就是经济外交，这是很专业化的问题。

　　其次我们要加强大国外交。世界上大小国家的待遇应该是一律平等的，但是很多外交事务中更多的还是依靠大国之间的协调。因此说大国外交是个重点，中国要搞好大国关系。比如说能源问题，中日之间是走向竞争还是走向合作，正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有些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些竞争我们通过有效的经济外交活动，就可以把竞争转变成合作。

　　第三是要加强多边外交、地区外交。我们的海外利益更集中在周边地区，东南亚国家原来担心中国强大了会威胁他们，现在东南亚国家都感觉到他们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实惠。这样的气氛形成了，非常有利于保护我们在东南亚国家的利益。

　　刀书林：十分明显，经济利益应成为先导，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成为拓展海外利益的开路先锋，通过获得海外市场获得经济增长点。其中，对外经济合作是切入点，获得技术与资金；通过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和进出口，获得能源和各种原材料。在政治、外交方面要紧紧跟随。中国外交和安全利益范围将随着中国经济利益的全球化进程而不断扩展，并且为之服务，以确保海外经济利益、公民及其财产的安全。中国海外利益的隐忧

　　主持人：近现代以来，大国对两处地理位置的关注从未有丝毫松懈：一为战略要地，二为海上通道。当今中国的海外利益日益扩大，造成拓展、保护海外利益的方式与手段逐渐跟不上海外利益发展态势的要求，一个主要表现是中国无法保障自身所倚重、必经海上通道的安全，或曰受制于人。这是否构成中国当前海外利益的隐忧？

　　傅梦孜：我同意你的看法。中国的地缘风险主要是海上通道安全面临威胁。海上通道被称做“生命线”，是因为它与军事、贸易和海洋保护与开发等领域紧密相关。在和平时期，对海上通道的关注主要是基于国际贸易航线或海上能源运输安全的考虑；在战时或危机状态下，则是基于保障能源通道安全以及万一海上通道被切断如何保证能源持续、有效供应的考虑。

　　冯仲平：海上通道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海外利益能否实现。中国有着漫长的水上海界。在漫长且广阔的海域，存在着重要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海域管辖主权和海洋权益及远洋通道安全权等，直接关系到中国发展与崛起的经济安全利益。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在审视国际安全环境其必然的思维逻辑在于对领海权利及涉及国家发展利益的海上安全的重视将变得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

　　在经济发展战略层面，缓解资源矛盾要靠国内国外开源节流两种思路。按照能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的“十五”规划，推动全社会开展节能降耗和资源综合利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可持续性发展。但中国对海外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将是难以避免的趋势，而海上安全将直接关系中国崛起之路是否通畅。

　　主持人：看来，如何界定、区分中国的海外利益，如何在一贯的外交原则下采取更灵活手段保护海外利益，对于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话题。本报也将持续关注这一话题。

　　（“国际观察”版上期文章《怀念里根的新期待》作者应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研究员李晓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