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消费率制约中国经济增长

　　本报记者 朱菲娜

　　2004年，在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农民收入有望较快增加、消费政策和消费体制不断改进等有利因素作用下，消费需求将有望延续今年一季度的扩张趋势。但是，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同时指出，消费率偏低、多种因素制约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仍是消费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且将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

　　深层次体制因素抑制消费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汪海波认为，我国现阶段的消费问题并非是简单消费不足的问题，这种描述没有深入到事物本质，不利于从根本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际上，我国从1997年以来就产生了相对生产过剩的苗头，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过去，长期存在的固定资产投资率过高，在1997年以后变得更加严重，在ＧＤ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率过高消费率就必然过低，消费当然就不足。他认为，要从理论上根本认识这一问题，否则稍有不慎就会越来越严重。

　　其次是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问题。这个问题也特别棘手，并且在1990年代下半期以后越来越严重。原因就在于收入差距扩大：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以及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有钱的人越发有钱之后，边际消费就会越来越少，有时候边际消费甚至为零，而低收入阶层恰恰是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群体，当他们越发没钱的时候边际消费也会下降。收入差别的扩大必然带来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为什么存款利率那么低，存款还是在大幅增长，就是因为有钱人控制了大部分存款，边际消费下降所致。

　　第三是由于改革进程中的一些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如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养老保险和医疗改革之后，费用居高不下，使得城镇居民难以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预期的不稳定导致居民储蓄意愿强烈，从而抑制了消费。

　　对于这一点，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祁京梅也有相同看法：“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的福利支出全都撤掉，取消福利分房、自费看病、教育自负，但相应的社保体系建设又没有及时跟上，两者之间的错位使得居民心里老是忐忑不安，不知道未来预期，这确实抑制了消费。”

　　她认为，这是当前消费增长缓慢的一个很重要的深层次的体制性原因。在农村市场启而不动的情况下，城市居民消费是当前我国消费增长的主力军，但是城镇的一系列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体制改革较为集中和简单，如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后，政府对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品投入没有跟上，使教育产业化不适当地扩大到义务教育领域，加大了基本教育的成本支出。1998年至2002年短短5年间教育支出中的学杂保育费上涨了112．1％，年均递增16．2％；医疗产业化扩大到基本医疗领域，医疗保健服务价格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0％；取消福利分房后，大批新公职人员的货币化住房工资没有得到合理的制度性安排，有的地方与当地房价相比货币补偿过少。

　　另外，限制城市居民消费增长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收入增长缓慢。祁京梅认为，这几年我国虽然一直在调整公务员工资，但除此之外其他职工收入增长幅度很小。据统计，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经济增长，近几年ＧＤＰ平均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企业利润增长40％，但是收入增长不足10％，两者不成比例，居民没有充分分享到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更多的钱被用作积累、投资、扩大再生产，而没有用来提高居民收入和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上来。

　　现在，一些新的消费品价格都比较高，如汽车住房等高档产品，需要很长的积蓄期。加上随着经济发展，高新技术等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就业压力会越来越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会更为严重，这在未来一段时间都很难解决。再加上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城市，更加重了城市的负担。目前我国登记失业率是4％多一点，实际上可能要高，这些问题都抑制了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

　　祁京梅认为，目前我国消费持续增长动力不足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受收入的限制，农民消费水平低。从最近趋势看，农民消费增长幅度在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还是很有限，地区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大，一些基础设施落后地区对农民消费也会产生各种限制。

　　种种迹象表明，国家目前在政策和资金上大力支持农村经济，但中国农业人口太多，农村领域太大，不会立竿见影，需要长期的规划。但祁京梅同时认为，只要都像这届政府一样，连续几年保持一定的政策力度和政策明确性，农民状况就会得到明显改善。今年，在宏观调控的全局下，惟一没有控制的就是对农业的投入，农产品涨价幅度这么高，国家也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措施，反而制定农产品最低限价收购，敞开收购环节，这种政策倾斜性非常明确也非常坚定。

　　提高消费率不能一蹴而就，要客观认识“消费国情”

　　汪海波建议，国家今后应主要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提升消费、缩小收入差距、推进改革的同时，要在保持消费适当增长方面下功夫。具体说，应尽快落实工薪阶层加薪计划，加强低收入者、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的各项保障政策，提高居民收入预期，来有效扩大城市居民的消费。

　　祁京梅预计，2004年消费需求增长会加快，预计ＧＤＰ将增长8．5％，消费品零售额将增长10．3％，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5％，比2003年提高3．4个百分点。

　　“虽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增大，但投资需求仍对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消费率低的问题仍将继续存在。”她说，投资率高、消费率低是由我国经济特定发展阶段和特殊“消费国情”所决定的，对此应有客观认识。

　　首先，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具有投资率高和消费率低的特性。我国经济已由轻纺工业阶段过渡到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重化工业阶段表现为行业投资规模大、产业链条长、加工度高、中间产品多、增长持续时间长等，在这一阶段要求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投资率较高有其合理性。重化工业阶段资金和技术密集的特点表现为吸纳就业能力低，经济快速发展不一定带来就业的同步增长，在某些行业甚至是就业人数的绝对减少。上世纪80到90年代的轻化工业属于劳动密集性产业，ＧＤＰ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目前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ＧＤＰ每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安排70万人就业。目前我国就业压力很大，但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快速增长并不能带来就业和收入的增加，这将直接影响到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因而消费率相对较低不可避免。

　　第二，我国特殊“消费国情”导致消费率低。消费率低与我国目前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换代的过渡期有关，中等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能力处于“买上不足，买下有余”的阶段，只好增加储蓄、扩大资金积累。低收入阶层由于收入水平低，但对未来支出预期较高，增加储蓄主要用于养老、防病治病、子女教育和购买住房等。

　　第三，提高消费率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要真正提高消费率，有赖于第三产业的发展，生产要通过服务业才能与消费连结，我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仅为1／3，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必将在一定时期内影响消费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