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角力资源通胀

　　钟乃仪

　　日本特别警觉的是，一则资源初级品（上游产品）价格迅速攀升，另则最终消费品（下游产品）价格却难以提升，这反映出价格转移或转嫁不畅，表明通胀与通缩同时并存

　　年初以来，最先是钢材、有色金属（主要是铝、铜）、水泥、煤炭，随后波及粮食、 棉花、咖啡、石油，进而带动相关运输（主要是海运），最终扩至贵重金属（黄金、白银、铂金），几乎全部资源市场都因需求膨胀而繁荣景象一片，提价幅度从50％到成倍不等，有的甚至呈数倍增长。

　　日本的关注

　　对无论生产还是消费脱离国际市场根本无法生存的日本来说，无疑，对此次来势凶猛的资源通胀十分敏感。它在归纳通胀成因时，虽不否认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新兴大国的英缩简称）中的巴俄印经济增长也正在加速、美元的持续贬值导致国际游资纷纷涌入国际商品市场进行大肆炒作、油源中心的中东安全形势日趋不稳加剧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的作用，但将首要原因归结为中国内需的急剧扩大。

　　暂且不论日本对原因的归结是否有理，在其分析资源通胀中的中国因素里，以下三点似有必要给予注意：

　　一、日本认为，中国的低工资成本、丰富劳力、技术提升、规模经济、以及国际生产资本继续向中国加速转移所产生资源通胀的吸收效果，有使通胀持久化的可能。

　　二、另外日本认为，中国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意味着将加大生产需求的膨胀与消费供给的扩大间非等比增长，即造成加速资源浪费或扩大浪费规模，是通胀的最大隐患。

　　三、此外，日本特别警觉的是，一则资源初级品（上游产品）价格迅速攀升，另则最终消费品（下游产品）价格却难以提升，这反映出价格转移或转嫁不畅，表明通胀与通缩同时并存，它暗含着世界经济结构已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并通过此赋予两者新的含义。

　　当然，日本关注资源通胀中的中国因素，主要出于以下二点担心，且已酝酿出相应举措：

　　其一，削弱竞争力。资源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不但意味着成本压力，更危险的是，随时受市场左右的被动地位将威胁供给的安全性。日本政府和民间已开始倾注全力于密切关注国际市场动向，或联合国际各有关方面，呼吁扩大供给（比如石油）；或提前采购时间，加大采购和储备量；抑或积极参与期货交易，以减少乃至规避风险。

　　其二，窒息经济复苏。虽然出口、直接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越来越大，并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尤其是对此次经济的起死回生确实起到了不可否认的莫大作用，但对具有近5兆美元经济规模的大国日本来说，其作用仍远不及国内生产和消费。因此，为保全相对于出口和直接投资而言受资源通胀影响更大的国内供给（生产）和需求（消费）维持良性循环，日本已实施继续金融缓和以求稳定物价、放任日元走强以求汇率解救、放松限制以求疏通市场、吸引直接投资以求最大限度激活民间经济、加快融入区域经济合作以求共存共荣等措施来应对资源通胀，其中，特别强调在能源和粮食方面区域合作的重要性，这从以下两迹象中似可咀嚼一二：

　　一、2004年4月12日，日经产省向综合资源能源调查会供求部会（经产大臣咨询机构）提交了《2030年国际能源战略报告》，内中以亚洲能源需求激增为背景，建议仿效国际能源机构（IEA），建立当因纠纷引发石油供给中断时成员国间可相互融通油储的亚洲能源机构（AEA）。报告提及，由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石油需求中的对外依存度将从2000年的34％提高到2020年的62％。另外，在中国经济带动下亚洲经济发展的头良好，由此能源需求势必进一步看涨，这就自然加强对能否稳定和保障供给的关心。

　　可是，在亚洲，至今不曾建有能源（石油）紧急融通机制，而且，大多数国家由于未能加入经合组织（OECD）因而不能加入IEA。此外，除个别国家（如日、韩）外，绝大多数还

　　尚未建立国家储备体制，鉴于此，日本再次呼吁亚洲国家应首先加快建立和强化国家储备，并愿为此提供技术援助和合作，然后在这基础上创设亚洲版IEA———亚洲能源机构（AEA）。

　　另外，为稳定石油价格，亚洲各国有必要在扩大各自石油期货市场的同时加强和欧美市场的联系，撤销石油天然气交易中现存的转卖制度，健全自由流通环境。

　　二、随着相互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域内贸易的迅速扩大，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围波及之快、之深、之广，使“亚洲共生”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在危机期间，东盟虽建有粮食（大米）紧急相互援助制度，但由于成员国大多遭遇歉收而使该制度空有其名，以致企盼救援的印尼最终将希望转向国际机构。鉴于此，在日本提议下，2004年春，“10＋3”开始着手建立增进大米储备量以备紧急时相互融通的互助机制，争取2007年正式启动。

　　上海的对应

　　对两头（资源和市场）在外的上海来说，无论是资源通胀的持久化及其意味着的浪费扩大，还是资源通胀与消费通缩并存，都是切中要害的重大经济课题。也许从效率来看，上海在国内可谓经常拔得头筹，甚至个别企业（比如宝钢）在国际上也能与人一争高下，也许相对而言，上海与国际的接轨更快、更深、更广，正因为如此，城市经济特性所隐含的资源匮乏始终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这一难题，使上海在面对日本关注资源通胀中的中国因素时，更应在加倍谨慎从事的同时，活跃思路以积极应对。

　　思路之一是，就发展条件上海与日本相似，建立在交换和流通基础上的生产和消费要求上海在开拓两个市场方面需进一步加大力度，广泛寻求以保证供给是克服、至少可以缓和通胀的主要途径。要强调的是，针对相对于人口规模和发展速度以及技术水平，中国的资源规模日趋捉襟见肘（比如石油、及其他各主要生产原料）的现实，结合已存联系国际的广泛基础，上海更应把着眼点瞄准海外。

　　思路之二是，既然资源通胀是一种全球现象，那么，与其立足国内消化还不如投身更广阔领域以一展身手，同时也有利消化。为此，上海还应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者以发展海外来联动国内。上海理应清醒，日本所指中国具有消化通胀的成本能力是一种泛指，人均GDP已达近5000美元的上海，即便局限于沿海发达地区而论，对成本型直接投资来说，如今也已属敬而远之的对象。

　　思路之三是，在加强对外联系时，只要在条件许可范围内，不妨力主以FTA为模式，通过合作来落实供给保障，以稳定价格和控制成本。充分运用技术、资金、企业、产业、金融、贸易、甚至区域等多种合作形式来增强和提高抵御资源通胀的能力。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6月18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