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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芾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宁谷镇“普九”为应付省上的检查，对学生的年龄进行造假：将小学年龄段的孩子年龄改成学龄前儿童；将中学年龄段的孩子年龄改成成年人；给一些不知去向的“普九”年龄段的孩子编造虚假的在外地的学习经历。（6月16日《中国青年报》）
造假很可恶。但是，如果考虑到造假的前因后果，我们也许会对这种造假会多出一些无奈的感觉。报道说，2003年8月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贵州省教育厅联合下发的文件，指出：西秀区“目前初中阶段毛入率为92．96％。离验收标准相差2个多百分点，务必在9月底前提高到95％以上”。文件下发时正值暑假，文件中提到的95％又不容商量，此时离“两基”达标的省级检查还差3个月。要在3个月内提高2个多百分点的入学率，编造文化户口簿是最简单、最可行的办法。
那么，上级政府除了下达不切实际的不能操作的过高的指标外，能否有别的办法？既然这种时间地点参与人员等等规定得明明白白的检查，根本不可能排除作假，那么，为什么不采取暗访、突击抽查等等方式去获得更加真实的信息，而还要大张旗鼓地下文安排呢？显然，这种下指标搞检查的方法本身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步履艰难，这是事实。据调查，农村初中生实际辍学率远高于国家控制的3％的标准，平均下来有40％。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辍学率辍学？一是学校设施不齐全，光靠老师一张嘴，很难吸引学生；二是学校危房严重，孩子在校园没有起码的安全环境，据陕西省教育系统统计，全省完成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改造需要资金21．2亿元；三是山区的学校布局不尽合理，上学、放学一次就得走两个小时的山路。笔者老家的两个侄女上学要翻两座大山，过三条深沟，早上5点多起床上学，中午不能回家，只能吃干馍，晚上回家经常8点以后。这样的条件，多少孩子能够坚持下来呢？
就是说，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瓶颈和障碍，主要不是县乡教育机构和学校不尽力，需要省上机构下达硬性指标并检查督促，而是农村教育条件实在太落后，无法保障孩子入学。要让农村孩子进入课堂，需要投入，改善办学条件。
“普九”的瓶颈正在于投资体制不合理，投资保障机制不存在。目前中国的义务教育是由县级财政负责筹集的。根据有关数据测算，我国100个富县的财政收入是100个穷县财政收入的17倍；人均ＧＤＰ位于前三名的地市是后三名的31倍。在各地经济差别和财政收入差别如此巨大的情况下，“一刀切”的“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经费支付体制，是无法保证大多数欠发达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正常运行的，更做不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因此，人均财政低于全国水平的县，又位于人均财政低于全国水平的省市的，这种县的义务教育应该实行“以国家为主”，通过二次分配，借助国家财政把这些地方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负担起来，搞好对农村义务教育的“雪中送炭”。
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宁谷镇这样的西部农村教育投入，就应该通过建立经费保障机制，改善教学设施，引进合格教师来实现。当然，比起下指标、作检查来，可能这种做法更加费时耗力。但是，如果真的为了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不是拿出一些虚假数字给人看，那么，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改变工作方式，摒弃花架子，扎扎实实从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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