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结构背离发展战略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

　　总体来看，在去年的投资结构中，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的产业投资增长过猛，而符合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的产业投资增长缓慢。这种趋势说明，我们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回到十多年前长期走过的粗放型增长的老路上。如果我们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而高端产品则主要依赖进口，我们在国际化进程中就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也必将延缓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粗放型增长是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之路，是必然引起经济大起大落之路。这种回头路是坚决不能走的。

　　——按照新型工业化要求调整投资结构（上）

　　权威论坛郑新立

　　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局面已经保持了12年。然而，去年以来出现的部分行业投资过快增长，引起能源、原材料和运力紧张，价格上涨等问题，如不能及时加以解决，任其发展，将有可能使良好的发展势头出现逆转。按照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调整投资结构，成为化解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的根本之策。

　　投资结构背离发展战略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四十年，我国经济发展始终摆脱不了周期性通货膨胀和大起大落的困扰。在经济上升时期，各方面拼命增加投资，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允许范围，引发通货膨胀。为了治理通胀，政府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治理整顿，大批正在建设的工程下马，引起经济大幅度波动，造成巨大损失。从“九五”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真思考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的办法，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使长期以来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型增长道路上来，并提出用体制转变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五”计划进一步提出要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出了加快工业化、城市化战略。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去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可持续协调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把工业化和转变增长方式有机结合起来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又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突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系列发展战略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落实这些发展战略，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

　　正是由于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结构调整，并针对经济运行中的问题采取有效的调控措施，我们才抑制了通货膨胀，克服了需求不足，战胜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非典疫情的影响，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最长的时期。特别是在1997－2001年，我们在能源消耗低增长甚至零增长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7．1％以上的增长速度，转变增长方式确实取得了成效。

　　去年以来，投资结构出现了大的变化，钢铁、水泥、电解铝和房地产业投资增长80％到1倍以上。今年1－4月，这些行业的投资同比又增长35％—93％。与此相反，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的投资却增长缓慢。如电子信息产业作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导产业，投资的80％是来自外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与民营经济投资各占10％。软件产业作为信息产业中的一个重要行业，在印度，其产值已占ＧＤＰ的16．7％，而我国尚不足1％。国内市场巨大的软件需求，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发展软件业不会增加多少资源消耗，也没有污染，有利于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然而，投资增长不上去。一些能够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性产业，如大型设备制造业、飞机制造业、船舶制造业、精细化工产业、中医药产业、新型能源产业等，投资增长也非常难。我国去年进口各类电子机械设备2000多亿美元，如能在国内制造，既可以节约一半以上的成本，又不会带来多少消耗和污染。去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6．7％，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了28．7％，房地产投资增长了29．7％，而主要体现内涵式增长的更新改造投资仅增长了25．1％。作为国民经济中突出的薄弱环节，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也比较缓慢，因此，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仍长期低于ＧＤＰ的增速。第一产业投资仅增长1．6％，这与中央一再强调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是很不相称的。总体来看，在去年的投资结构中，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的产业投资增长过猛，而符合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的产业投资增长缓慢。这种趋势说明，我们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回到十多年前长期走过的粗放型增长的老路上。如果我们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而高端产品则主要依赖进口，我们在国际化进程中就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也必将延缓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粗放型增长是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之路，是必然引起经济大起大落之路。这种回头路是坚决不能走的。

　　粗放型增长模式回潮的原因

　　去年以来，投资结构与发展战略严重背离，有其客观原因。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其深层次原因，才能找到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概括起来，主要原因：

　　一是受技术瓶颈的制约。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加快发展高新技术等战略性产业，而这些产业由于缺乏技术资源，虽然我们有需求、有资金，但是投资却难以增长上去。技术成为新型工业化的突出瓶颈。而形成技术瓶颈的原因，又在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机制，企业缺乏技术创新和投入的动力。

　　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3年全国大中型企业中进行研究开发活动的仅占30％，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仅占25％，用于产品和技术研发的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75％。而根据国外的经验，企业用于研发的投入一般不应低于销售收入的3％，否则企业就缺乏长远发展的能力；如果低于2％，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就必将被淘汰。在高新技术产业，企业用于研发的投入要占销售收入的10％以上。我国海尔集团去年在世界100家名牌中被排在第95位，实现了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名牌的零的突破，关键在于他们用于技术开发的投入能够占到销售收入的5％以上。

　　引进技术并重视消化吸收创新，是企业技术进步的一条捷径。与日、韩相比，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日、韩用于引进技术的资金和用于对引进技术消化创新的投入之比为1：5左右，而我国的这一比例仅为1：0．07。因此，日、韩在引进欧美技术之后很快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并能大批出口。而我国由于长期以来“重引进、轻消化”，“重引进硬件、轻引进软件”，以致引进再引进，长期不能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过去我们总认为企业缺乏技术开发的资金，然而这些年有些大量盈利的企业也不愿意在技术开发上投入。如轿车行业的骨干企业，年利润额在50－80亿元以上，仍认为自己没有产品开发能力，而那些盈利额少得多的非骨干企业，技术开发的积极性反而很高，而且卓有成效。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思考技术进步的机制问题。在任厂长搞技术开发既承担风险，效益在自己任期内又很可能体现不出来，企业缺乏技术开发的动力，用于技术开发的投入就不能增加。如果国内企业靠政策保护，同外资企业合作即可轻松赢利，当然不愿意走自主开发技术的艰苦道路。所以，归根到底，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增加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入，降低经济增长对能源、原材料的依赖和对环境的压力，就必须从深化企业改革、建立技术创新机制、增加技术开发投入做起。这虽然是一项长期措施，看来似乎远水不解近渴，但是，必须下决心从解决问题的症结入手，经过三、五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定能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二是市场需求拉动的结果。这些年以改善居民住房和出行条件为主要内容的消费结构升级，拉动了住宅业、汽车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这是正常的必然的结果。同时对这种排浪式消费热潮也应合理地加以引导。既要进一步促进消费热点的形成，又要尽可能避免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减轻相关产业发展和消费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我国钢材生产能力已达2．3亿吨，在建生产能力1．3亿吨，建成之后生产能力将达3．6亿吨以上，超过美日欧俄生产能力之和；我国的水泥生产能力已达8亿吨，加上在建能力将超过10亿吨，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世界总能力的一半以上。再加上其他高消耗产业的发展，将使能源、原材料和运力的供应处于严重短缺局面。这将引起国内及全球相关产品价格的上涨，是资源供给能力和环境都无法承受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也在于科学技术。要通过引进和自主开发新技术，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新型材料，发展大容量的公共交通和经济适用住宅。要立足于我国的资源赋存条件，发展煤制油产业和生物液体燃料，减少石油进口，用新型合成材料取代金属材料，搞好废旧物资的回收，发展循环经济。

　　三是急于求成的政绩观的影响。发展经济是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特别是在政府换届之后，新上任的领导希望很快做出政绩，因而选择那些急功近利的建设项目，甚至牺牲农民的利益，通过批租土地寻求建设资金，并以土地抵押获得银行贷款，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种单纯追求ＧＤＰ增长的政绩观，也是导致部分行业投资过快增长的重要原因。

　　四是政府缺乏引导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政府要运用各项经济政策对资源配置进行合理的引导。在经济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阶段，这两方面的作用都不能忽视，缺一不可。特别是在外商投资大规模进入的情况下，政府要采取有力措施扶持国内企业的发展，支持薄弱环节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力。要通过强有力的经济杠杆，按照新型工业化道路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引导企业资金和银行贷款的投向。运用法律手段对土地等稀缺资源实施保护。政府不是要代替企业的投资行为，不是要扭曲市场价格的信号，而是要发挥好政府的经济调节和公共服务职能，确保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实现国民经济长期平稳快速增长的目标。

　　（作者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这是其6月10日在工业与环境协调发展高峰论坛上的发言）